作者：朱辉军

　　说到书写新时代的山乡巨变，要义在“变”。我国作为世界上体量巨大的农业大国，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新时代以来，发生了历史性变革。特别是在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等方面，取得了历史性突破。这一巨大成就，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交口称赞，也获得了包括联合国在内的国际组织的高度评价。

　　那么，今天来书写中国农村的历史巨变，还能用过去的观念、态度和方式来对待吗？不能。这就要求作家首先要自身求变，以积极适应、顺应山乡的巨变。

　　山乡的变化是全方位的，因此，作家的变化也应是全方位的。这当然要有一个过程。窃以为，至少在三个方面，作家亟待转变。

　　实现态度的根本转变

　　必须正视一个基本前提：大多数当代作家对乡村的态度，是复杂乃至矛盾的。尽管我们有不少作家来自乡村，或在乡村生活、工作过，但主要生活和工作环境却是远离乡村的，与乡村是比较隔膜的。于是，我们一方面在城市丛林中奔波拼搏，另一方面在心底却时常向往着田园牧歌，有意无意地给乡村抹上一层浪漫的色彩。

　　而这，恰好说明我们许多作家及艺术家并不真正了解乡村、理解乡间人民的奋斗和追求。他们经常是从上面俯瞰乡村，或者从外面远眺乡间。因为与乡村有距离、有隔阂，因此对乡村的认识也就难免有些片面。

　　因此，在真正进入创作之前，作家首先要转变从上面、外面观看乡村的态度，沉下来、走进去，切实把握新时代山乡跃动的脉搏，全面认识当今“三农”的实际状况。

　　很显然，当今的农民与他们的父辈祖辈都大不相同。他们大多受过中等以上的教育，又生活在信息时代，眼界更开阔，思想更活跃，能力也大为增长。他们都抱有改变现状的梦想，并主动或被动地付诸行动。一些新型技术和方式，如蔬果栽培、家畜养殖、农机操作、电商运营、直播带货等，他们都运用得十分娴熟。对村外的事情，甚至国内国际大事，他们也能说出个子丑寅卯来。当今农民，别说与闰土们完全不同，就是与梁生宝、孙少安等也有很大差别。我们的作家，务必要走进他们的生活，走进他们的心中，切实体会和感受他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追求。

　　同时也要看到，当今乡村的发展并不平衡，留存着不少历史“旧债”，也涌现出一些新型矛盾。农民们希冀开发出更多致富之路，盼望孩子们受到良好的教育，老年人得到更好的医疗，文化娱乐活动更为丰富，乡村治安和环境获得更大的改善，等等。对农民兄弟的苦恼和艰辛，作家们不能视而不见、漠不关心。应该以我们的智慧才能和特有方式，帮助他们破除困惑，克服困难，把祖国的乡村建设得更加宜居、更加和谐、更为文明。

　　在这些方面，先贤们曾为我们提供了范例。赵树理、孙犁、柳青、周立波、浩然等，他们或长年扎根农村，或隔三岔五去乡间生活一段，与农民朋友交流交心，为他们排忧解难，逐渐成为农民兄弟的贴心人。所以生活在乡间主要从事农业劳作的农民兄弟，其悲欢离合、喜怒哀乐，自然就成为他们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创作源泉。他们的诚挚态度，他们的务实精神，他们的宝贵经验，今天依然值得我们作家认真学习和吸取。

　　以全新观念认识和表现山乡

　　今日中国农村，从外在面貌到内在结构，从社会定位到发展路径，都与过去有质的变化。如果我们在态度方面还能够追随先贤，在关涉当代中国乡村的思想观念上，我们却不能停留在20世纪的认识水平，必须改变、拓展和提升我们的思想意识。

　　中国农村的变革，是一场历史性革命，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息息相关。中国农村的全面振兴和迈向现代化，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一个重要的方面，是属于基本盘的方面。广大作家因此一定要树立大历史观，从民族复兴大业这一历史高度，来认识乡村振兴的重大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从这个角度看，书写新时代的山乡巨变，同样使命光荣、责任重大。

　　这场依然在推进的变革，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新阶段开展的。关于“城乡二元结构”的破解、关于新型城镇化的布局、关于“三权分置”制度的完善、关于农民进城务工与回乡创业的分流等等，都需要作家在思想上有清晰的理解和认识。否则，只会隔靴搔痒甚至南辕北辙。作家们因此不能拘囿于乡村写乡村，还要有更开阔的视野，要联系“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和新发展理念，准确地把握乡村的现实坐标和发展趋向。

　　全球现代化特别是过度工业化，带来的一个负面影响，就是资源短缺和粮食危机。这两个重要问题，尤其是粮食及农产品供给与安全，都取决于乡村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取决于广大农民种粮的积极性。我们务必要有危机感和紧迫感，牢牢地并持续地把饭碗端在自己的手里。作家们对乡村振兴和农业现代化的理解，也一定要树立这一重要观念。以我们的生动展现，推动全社会高度重视粮食及农产品的生产和提高。

　　与之相关的，乡村全面振兴是在生态文明理念确立之后进行的，因此我们在反映新农村建设时，务必还要有生态文明的理念。国家层面，已经确立了“不搞大开发，要搞大保护”的重要原则。具体到一个乡、一个村，村民要致富，要改善生活条件，常常要修路、筑堤、挖矿、采石等，这都会涉及生态保护问题。所以，要通盘考虑，统筹解决，慎砍树、不填湖、少拆房，努力使产业生态化、环境更美化。我们作家的创作，也要积极反映农业农村的绿色发展。

　　采用各种方式展现山乡新风貌

　　当年恩格斯语重心长地对拉萨尔说，“古代人的性格描绘在今天是不再够用了”。面对今天日新月异的新农村，我们过去擅长的表现方式，显然也会捉襟见肘。因此也要有所改变，采取更有成效的方式。

　　书写新时代山乡巨变的一个重要关键，是塑造生动感人的新型农民形象。

　　当今的农村早已不再静谧封闭，而是一个开放流动的小社会。除了种地的村民外，还有往来客商、各地游客、扶贫干部、返乡青年等等。作家们要广泛深入地与他们接触，了解他们的不同需求，以及他们之间的各种关系，从而全面呈现出新时代农村的“众生相”。

　　也不能平均用力，我们的重点还是在农民和农村基层干部，包括驻村干部。事实上，在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过程中，实际生活里已经涌现出了许多优秀代表，如脱贫带头人毛相林、驻村第一书记黄文秀、科技扶贫代表李玉、文化扶贫代表白晶莹、教育扶贫代表张桂梅等等。对这样的优秀人物，我们作家要努力去现实生活中发掘和予以特别关注，并在我们的创作中加以浓墨重彩地表现。

　　人物形象的塑造离不开典型化。受西方现代派、后现代派的影响，一些作家曾将塑造典型人物视为过时、落伍的观念和做法。其实作为“人学”的文学，其长久生命力和永恒魅力，就是塑造出具有典型性的鲜活的人物形象。就农村题材而言，二黑哥、梁生宝、李双双，甚至亭面糊、赖大嫂、梁三老汉等，都久久地活在读者的心中，每当念及都会会心一笑。这就是典型形象的感染力。书写新时代的山乡巨变，一定要写出新时代乡村的典型人物。

　　当然，这不是说要把某种方式、某种风格定于一尊。在文艺创作上，我们依然要坚持鼓励各种风格、各种流派争奇斗艳。当初，赵树理的“山药蛋”，周立波的“山茶花”，各领风骚；柳青的渭河平原、路遥的黄土高坡等，都体现了神州大地山乡的不同风姿。进入到我们作家笔下，也应该多姿多彩、异彩纷呈。雄伟、浓烈、刚健、奔放，与柔美、清新、隽永、含蓄，可以并存共荣，并相得益彰。严肃的正剧如《山海情》，轻松的喜剧如《暖暖的村庄》，只要真实反映了新农村的生动气象，同样可以获得广大人民群众的青睐和喜爱。

　　作家历来是以语言文字为媒介进行写作的，但在元宇宙、大数据、云计算、多媒体的时代，作家也应该有效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并与各种媒体联结融合，使自己创作的表现力得到不断丰富，使其感染力和影响力不断获得提升。

　　（作者系中国纪实文学研究会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