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润

　　继“医学三部曲”第一部《科诺克医生》之后，易立明导演跳过了第二部《弗兰肯斯坦》，先将第三部《我是哪一个》搬上了大华城市表演艺术中心的舞台。

　　他为这个戏选择了仅能容纳200人左右的“环形剧场”，表演区和观众的距离极近，演员经常和观众互动，甚至坐在观众席中，和观众融为一体。观众也好像坐进了剧中的“客厅”，不再只是旁观，而是随时可能跟剧中人促膝交流。易立明将这部作品形象地称之为“客厅戏剧”。而这其中或许还有一层含义：就像人们总喜欢在客厅里高谈阔论各种社会话题，身处小小的空间中却关心着天下的大事。因此，“客厅”虽小，但是关注和思考的问题却很大。

　　《我是哪一个》剧中只有两个演员，一位扮演父亲萨尔特，另一位则扮演了三个不同的“儿子”。这三个“儿子”，一个是从小经历了丧母和被父亲抛弃的亲生子大伯纳德，一个是父亲为了缓解自己痛苦而用亲生子基因克隆出的儿子小伯纳德，还有一个是根本就不认识父亲、和这个家庭毫无关系的克隆人迈克尔。他们三个长相一模一样，但由于不同的身份和人生轨迹，因此也有着截然不同的性格和思想。无论是前两个儿子无法得到自我身份认同的“痛苦”，还是第三个克隆人对一切一无所知的“幸福”，不仅让父亲陷入困境与折磨当中，也引领观众情不自禁去思考生命的意义。

　　《我是哪一个》是剧作者卡里尔·丘吉尔在2002年发表的一部戏剧，其中涉及到的人类克隆身份认同的问题，引起了强烈的关注和争议。易立明认为，“从思想的层面来说，丘吉尔剧本所关注的问题跟中国当代社会所遇到的问题非常相似。”在易立明看来，《我是哪一个》并不只是一部有关科技伦理的戏剧，它本质上是一部有关形而上主题的戏剧。“丘吉尔的剧本远不只是表达了一种观点或者讲了一个故事那么简单，她的戏剧所表现的是人类永恒的困惑。”

　　这也正是易立明要排演“医学三部曲”的重要原因。在他看来，就像世界戏剧史上出现的各种重要的史诗级“三部曲”作品，如埃斯库罗斯的《俄瑞斯忒斯三部曲》、索福克勒斯的《底比斯三部曲》、奥尼尔的《悲悼三部曲》、博马舍的《费加罗三部曲》等等，要想表现更加广阔、复杂和本质的思想，“三部曲”是最合适的演出形式。易立明把“医学”作为“三部曲”切入口，是因为他意识到，现代医学触及到的不仅是人们身体与病痛的问题，还深入到了科技、哲学、伦理、心理等方方面面，会让当下的人们对生命和人生进行重新思考，而戏剧对其进行深入探讨，也是知识分子、文化艺术的使命和责任。

　　《我是哪一个》剧本中对人物生活细节的描述，角色之间彼此的对话交流，既不同于很多表现日常生活的现实主义戏剧，也不同于充满荒诞感的先锋实验话剧，而像是“冰山一角”，呈现出的部分让人会忍不住去思考这下面蕴含的更多更大的问题到底是什么？人物之间的台词语言也让人产生一种既熟悉又隔膜的感觉，总觉得每句话都是“话里有话”，需要精力高度集中，并且调动自己的理解力去解读那些似乎只是日常对话背后的深意。即便这样，仍然可能无法完全一下就明白创作者力图传达出的所有思想。但没关系，也许在戏散之后和朋友的讨论中，在继续思考的回家归途中，在人生中不经意的某刻，忽然会对剧中内容有了新的领悟。就像我们会忽然想到某天在朋友客厅里曾经探讨过的有关人生的话题，当时并未得出什么样的答案或者结论，但却对我们的生活起着潜移默化的影响。这样的戏剧，并不提供给人即时消费的娱乐和满足，但留给人们的却是思想的滋养和长久的回味。

　　就像濮存昕所说的：“剧场是城市夜生活的一道风景线。人们在夜晚闲情的时候，不只是吃喝，而是有了文化设施提供给‘城市人’。这是城市夜生活、戏剧生活的滋养，这种滋养里有审美——拿舞台上的人物形象、人物命运去映照生活中可能要面对的事情，这种审美是艺术最主要的功能。”（王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