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上官云

　　不久前，第八届鲁迅文学奖揭晓，著名作家艾伟的小说《过往》榜上有名。

　　这是艾伟近年来的重要作品之一。它讲述了一位“另类”母亲的故事。艾伟说，这部小说的出发点，就是塑造这位与众不同的母亲。

　　迄今为止，艾伟已经创作了多部小说，有长篇小说《风和日丽》《爱人同志》《南方》等，最新作品为中篇小说《过往》和长篇小说《镜中》。他的作品曾获得第五届汪曾祺文学奖等多个奖项。

　　对如何品味一部小说，艾伟也有心得：作为阅读者，最好的方法是放下一切观念，把小说人物当成自己的亲友，不要从唯一的维度评判它，“文学是一个立体、多面的生命。当文字在某种程度上刺穿庞大而坚固的观念堡垒时，小说就可以将无限活力和可能性归还给生活”。

　　互联网时代，纯文学如何借助网络的力量，做到雅俗共赏？艾伟觉得，这是个复杂的问题，“作家和作家各不相同，差异巨大，有一些作家可以做到雅俗共赏，有些不能。”

　　他认为，像托尔斯泰、司汤达的小说应该可以称得上雅俗共赏，但博尔赫斯和卡夫卡的作品可能就不是。“作为文学世界来说，每一位作家都有存在的理由。有没有广泛读者是作家命运的一部分。”

　　中新网：小说《过往》讲述了一个怎样的故事？

　　艾伟：《过往》讲述一位“另类”母亲的故事，一个在我们现有的文学描述中极为少见的母亲。

　　母亲的形象在我们的文化谱系中是一种神格化的存在。母亲这个词自带光环，代表着仁慈、奉献、宽容和爱等美德。其实，我们生活中的母亲个性各不相同，也不是都那么完美。

　　小说写作要回到每一个具体的人，这部小说的出发点就是想塑造这位与众不同的母亲。我觉得小说家还是要贡献人物，多年后，关于故事读者或许会忘记，但会记住小说里的人物。

　　中新网：《过往》的写作灵感源自何处？您是如何构思这部作品的？

　　艾伟：这部小说里母亲的形象来自我一位朋友的讲述。她是一位极具喜剧天赋的演员，有一次她说起自己的母亲，原本是当做笑话讲的。但讲到最后，她号啕大哭，真是她的哭打动了我。

　　我觉得我们中国人这种缘于血缘的曲折的表达方式非常动人，粗暴里深藏着爱，特别有张力。

　　当然现在小说的故事和朋友的故事完全不同，小说世界带着小说家个人的生命感悟以及对人的理解。小说和真实生活之间有差别，比生活更有深度和情感，也更具戏剧性。

　　中新网：您的新长篇《镜中》于今年上半年发表和出版。完成《镜中》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艾伟：《镜中》真正开始构思是在2017年，如我在后记中所讲，《镜中》也受到了我国外一位朋友个人遭遇的启发。

　　在感受到他的悲痛的同时，我深感无助，同时思考，人在面对生命的“无常”之后，如何安顿我们的内心以及如何同世界相处，同我们的内心相处。

　　灵感真正来临是在2020年下半年，我早上起来看到镜中的自己，突然想到一个在文本内部隐藏着多重镜像的结构，一个由镜像构筑起来的人生迷宫，并由此衍生出多重阐释的可能性。

　　我探讨了人们经常感受到的“无常”感，同时试图找到我们中国人的内心语言，即中国人如何解决我们自己的精神问题，我们有自己的文化传统，这和西方给我们的方法完全不同。因此《镜中》某种意义上是致敬我们东方文化的一部小说。

　　中新网：您创作颇丰，被视为先锋文学之后的代表作家之一。不论体裁，一部文学作品想要得到读者的认可，应该具备哪些要素？

　　艾伟：作家和读者的关系非常复杂。我想每一位作家都希望有广泛的读者，一部作品被读者阅读实际是赋予作品第二次生命，因为读者可以根据自己的生命经验读出作家不曾想过的意义。

　　但作家写作时，肯定是因为他想表达，想向这个世界表达他的发现和理解，表达他的困惑甚至无知，这是写作的出发点。

　　读者比作家想象的要聪明，他们有着各种各样的趣味，作家不要自作聪明为读者配方，以为这些配方就可以得到读者的认可。但有一点我是相信的，读者喜欢有真情实感的作品。

　　中新网：一部作品，读者的评价往往见仁见智。如何看待读者的评价？

　　艾伟：读者很聪明，但时代的风尚也确实会塑造读者的趣味。就我个人的感受来说，中国读者对外国文学和过去的文学相对宽容，很少从道德的角度去评判故事以及人物。

　　比如像《包法利夫人》《红与黑》这样的作品，我很少看到读者举起道德大旗加以挞伐，但对当下中国作家写的作品，往往会对故事和人物用道德的方式加以评判。总之，我觉得这有点双标。

　　米兰·昆德拉说，小说是道德的悬置地带。这句话同样适用于《红楼梦》这样的作品，像王熙凤这样的人物，其实身上有命案，但我们都接受王熙凤这一形象，对她的悲剧甚至是同情的，会对她有怜悯之感。这个人物如果出现在今天作家的笔下，我不知道读者是否还会这么宽容地接受她。

　　所以，时间相当重要。人某种程度上是观念动物，我觉得观念过强的阅读并非好事，同样观念过强的写作也是写作的大敌。

　　中新网：有一部分文学作品，可能读者初读会有“读不懂”的感觉，但业内评价很高。那么作为写作者，创作时有没有办法弥合这种看似割裂的现象？

　　艾伟：自现代主义文学以后，文学开始向人的精神世界掘进，二十世纪以来最新的观念、思想和方法让小说的视点不再只关注人间表面生活，同样关注人的内宇宙。

　　同古典小说时期比，小说似乎变得更为专业了。这种“专业性”确实会拒绝一批读者进入小说，会有“读不懂”之感。如卡夫卡这样的被称为“作家中的作家”，之后的很多写作者都从他的写作中得到启发，但我觉得他不会是一个受到读者广泛欢迎的作家。

　　世情小说是中国文学一个悠久的传统，中国作家特别擅长描写鸡飞狗跳、人间烟火的生活，中国读者也喜欢充满人间烟火气的小说。但我个人觉得，小说里的经验需要经过辨析，要有所发现，小说要写出未经命名的经验，这个经验当然需要获得读者共鸣。

　　但这种共鸣有公共意义上的，也存在另外一种情况，即有些读者对作家书写的经验有感，有些读者则无感。这完全取决于读者自己的人生经验。所以，我才说读者会赋予小说第二次生命。

　　即便是同一位读者，随着阅历的增加，读同样一部作品感受会完全不同。对作者来说最好的方法是把一切交给时间。时间是最伟大的鉴赏者。(上官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