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徐尧

　　在这场“致敬北京国际音乐节二十五周年”音乐会上，我有幸见证了一件艺术品的诞生。早在交响音诗《千里江山》第一次与世人见面前数周，我与作曲家赵麟曾有过一次对话，当时赵麟对我说，这部作品“不是在写景，而是在写人”，“不是在写‘千里江山’本身，而是写中国人在面对自然风景时的内心”，而该如何理解作曲家的这番话，一直是我聆听这部作品时思考的核心。过去的两个月里，我在线上观看了上海交响乐团举行这部作品世界首演时的直播，昆明聂耳交响乐团2022-2023音乐季开幕音乐会上的演绎，以及中国爱乐乐团8月份携这部作品举行全国巡演时的现场。直到9月24日晚亲眼见证了它在“致敬北京国际音乐节二十五周年”音乐会上的又一次上演，我对这个问题的思考终于有了一个比较明确的答案。

交响音诗《千里江山》演出现场

　　这是一场绝无仅有的“全明星”演出，每一位独奏家几乎都是各自领域里的领军人物，他们与此前这部作品上演时会集的以青年演奏家为主体的阵容拉开了断层的差距，这使得当晚的演绎具有了为这部作品树立全新标准的意义。为什么只有北京国际音乐节的这场演出可以会集这样一批大师级的演奏家？这就是音乐节存在的意义。音乐爱好者们都熟悉萨尔茨堡音乐节、琉森音乐节这些国外顶尖音乐节的名字，很多人都有专程去“朝圣”的经历，但实际上绝大多数人还是冲着音乐节上的那些音乐大师才去的，这些金字招牌如果没有大师们的光环加持，本质上或许一文不值。创办25年来，北京国际音乐节一直都是国内最具号召力的音乐节，无数的大师、名团、委约作品都是明证，音乐爱好者们也都已习惯在金秋十月把目光投向北京。正是因为北京国际音乐节的这种汇聚人气的作用，才使得它具有勃勃的生命力，即使今年因特殊原因延期举办，所有人也都相信它会在明年王者归来。每一名音乐家，每一名观众，以及每一位工作人员、媒体人、赞助者，其实都是音乐节的一部分，在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的伟大使命里，每个人都是这故事、这声音的实际载体。

　　与音乐节理念同频共振的是，交响音诗《千里江山》本质上也是把爱国主义情怀的宏大叙事转移到个体视角的一次成功尝试。对王希孟《千里江山图》在当代语境下的重新演绎，人们比较熟悉的是《国家宝藏》中演绎这幅画“前世今生”故事的短剧，以及因春晚走红、如今一票难求的舞剧《只此青绿》等。这两者之间最大的共同点在于它们都是有人物的，即前者里的宋徽宗与王希孟、后者里的“展卷人”与希孟等，他们的存在是舞台剧这种形式的限制：故事无法脱离人物被讲述。然而交响音诗《千里江山》则不同，它以完全抽象的形式演绎原画，这是绝无仅有的。如果说在观看舞剧时，听众被带入了“展卷人”的视角穿越回北宋，在与希孟的对话中体会千里江山，那么在交响音诗《千里江山》里，这种间接的观察都已经不需要了，在这个完全由音符构建的世界里，听众的思考直接与画作本身、甚至与他们心目中的江山图景产生关联，而这种人与艺术、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在数千年的中国历史上不断发生，《千里江山图》就是其中产物。

　　通过这种方式，听众得以在心灵的维度上对话古人，思考“江山”对自己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当然，这个概念本身也是很抽象的，听众也许在感受赵麟作品里的中式韵味之余，会联想到中国传统文化里许许多多美好的东西，它们又何尝不是更高层级上的“江山”的组成部分？音乐会上，余隆与中国爱乐乐团在一曲《千里江山》后又加演了邹野改编配器的《我的祖国》，实际上这两首乐曲在精神层面上是高度一致的：千里江山就是我的祖国，我的祖国就是千里江山，对两者的热爱并无二致，我相信这也是赵麟在创作这部作品时心中所想，作品里随处激荡着的家国情怀就是证明。这份情怀将是这场音乐会留给世人的余韵，它不仅致敬北京国际音乐节二十五周年，也致敬中国古典音乐事业蓬勃发展的二十五年，更让人对明年秋天的约定满怀期待。（徐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