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宗春启

　　杨亦武著《房山碑刻通志》，近日由学苑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

　　卢沟桥，谁都知道它建于金朝大定二十九年（1189年），是北京地区现存最古老的石桥。可是您想过吗：金朝为什么要修建卢沟桥？以往的著述都说是“为了加强南北交通”。有人提出了不同看法：是为了去大房山谒陵。

　　这一看法是不是很新奇？但是你不得不承认很有道理。而且，这一判断，把永定河文化与西山文化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

　　提出这一看法的，是文化学者杨亦武。

　　杨亦武是房山人。毋庸赘言，他酷爱房山区这块养育他的土地。然而他的这一看法，绝非是溢美家乡的牵强附会之论。他受过高等教育，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考古系文物考古与鉴定专业，担任过北京史研究会理事、当代北京史研究会理事；他致力于辽金史研究、北京历史文化研究、房山地方文化研究已经四十年。1999年，他独自完成了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九五规划项目”的重点课题“房山历史文化研究”。其中包括对燕文化为什么能在房山生存发展的探讨，包括对大房山金陵十八年的研究和考察成果，包括对云居寺一千三百年历史的考述。

　　前不久，凝聚着杨亦武四十年心血的《房山碑刻通志》出版了。全书共八卷，收录了房山全区146个村庄、社区的875件碑刻，上至北魏太和二十三年（499年），下至民国时期，涵盖了房山地区前后一千六百余年的历史。更可贵的是，这部通志不仅仅是碑文的抄录，还有杨亦武对碑文所做的考证和解读，因而成为研究房山区乃至北京市历史文化的一部非常有价值的文献。

　　这四十年，杨亦武是怎么走过来的呢？日前，笔者采访了他。

　　1982年，大学毕业的杨亦武分配到房山区石楼中学教书。听学生说，石楼中学以南一公里处有座贾岛墓。学中文的人，谁不知道“郊寒岛瘦”？谁不知道写出“鸟宿池边树，僧敲月下门”诗句之人？生在房山、长在房山的杨亦武更知道，“贾岛遗庵”是“房山八景”之一。贾岛墓如今什么样？

　　怀着好奇，怀着景仰，在暑假的一天，杨亦武在石楼镇二站村的青纱帐里，找到了两通清朝人立的石碑。一为贾岛祀地碑，立于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一为重建贾公祠碑，立于嘉庆二十三年（1818年）。贾公祠和墓冢，已经夷为田野和打麦场了。杨亦武不胜惋惜。

　　根据史料记载，贾岛于会昌三年（843年）在普州（今四川安岳）官舍去世，夫人刘氏将其葬于普州安岳县移风乡之南岗。世称贾岛墓有三处，其余两处一在安徽当涂，一在河北涿州。杨亦武认为，后两处皆为衣冠冢；而所谓河北涿州，即在房山此处（原属涿州）。后来在《房山县志》里，杨亦武找到了关于这两通石碑的记载。

　　关于贾岛的出生地，《新唐书·韩愈传》中说是范阳。杨亦武认为，贾岛出生于唐大历十四年（779年），今天的房山区的一部分、包括贾岛的出生地，在当时属于涿州范阳县，所以说贾岛是房山人是没有问题的。贾岛早年在云盖寺出家，云盖寺就在今天房山区石楼镇大次洛村，因而该村素有贾岛故里之称。后来，贾岛禅居于无相寺，其位置在今天房山周口店镇的贾岛峪内。无相寺，也就是“房山八景”之一的“贾岛遗庵”，遗址也被杨亦武找到，不过已经倾圮了。

　　在贾岛的诗作里，有一篇《过木岩寺日暮》，又名《岫山寺》。其中有“绝顶人来少，高松鹤不群”之句。杨亦武从《房山县志》中得知，木岩寺在周口店村西的木岩山下，是一座千年古刹。找寻到了木岩寺遗址，杨亦武看到的是山体塌陷后的断崖。由于多年滥采煤炭造成崩塌，木岩寺被报复的山体吞没了。

　　这一年，杨亦武写的《房山贾岛墓考》《贾岛原籍考》，先后发表在《燕都》和《房山文史》上，成为他踏上研究、考证房山历史文化之路的始发站地标。他抄写的贾岛墓侧碑文，成为他抄录房山碑刻之始，从此便一发而不可收，三十多年都没有停下来。

　　解大房山金陵之谜

　　房山区境内的大房山金陵，是北京地区年代最早、规模最大的帝王陵。研究房山历史，金陵不仅是当然的首选，更是不能绕开的课题。杨亦武一上手就是十八年。在这十八年中，他翻遍了所能找到的金朝正史、野史，制作了上千张卡片，五十多次前往大房山实地踏勘，足迹遍布整个陵区。

　　首先，杨亦武理顺了房山县的建制沿革。今天的房山区，从金元至民国，实际上一直是两县并存，东部是良乡，西部是房山。良乡县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汉朝，而房山立县则是在金朝迁都燕京之后。

　　天德三年（1151年），完颜亮迁金都至燕京。为巩固他的迁都之举，贞元三年（1155年），完颜亮以大房山为山陵，将金太祖、太宗、德宗迁葬于大房山；翌年，再迁始祖以下十帝于大房山。完颜亮政变被杀，完颜雍继位，是为金世宗。大定二十九年（1189年），金世宗驾崩，金章宗继位，割宛平、良乡、范阳三县之地，设置了万宁县以奉祀山陵：修城池，建行宫，封山神并造山神庙，定于每年的忌辰、元旦、清明、中元、冬至来谒陵致祭。据此，杨亦武认为：卢沟桥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动工建造的，建卢沟桥的原始动机，同样是为了奉祀山陵。

　　杨亦武认为，万宁县的设立原本就不是为了治民、发展经济，其功能仅仅是守护山陵、按时祭祀。他说，当时金陵兆域几乎占了全县面积的三分之二（这也正是俗谚所说“房山县不开宴”的原因）。

　　接着，杨亦武踏上了实地探察之路。从县城到陵区二十公里，骑自行车到山下，进山后只能靠步行。由于历史的原因，金陵的地上建筑早已荡然无存，只剩一些碎砖烂瓦，确认诸陵之所在几乎无可能。功夫不负苦心人，杨亦武终于摸清了地形地势、诸陵分布、兆域范围，还解决了一些悬疑问题。

　　完颜亮的生父完颜宗幹，在完颜亮篡夺皇位后被追封为帝，庙号德宗。贞元三年，宗幹的灵柩与太祖阿骨打、太宗吴乞买的灵柩一起，迁葬于大房山九龙山前的太祖陵区。太祖葬睿陵，太宗葬恭陵。德宗宗幹的陵号是什么？《金史》无载，致使学界在一段时间内认为“德宗陵无陵号”。杨亦武从《大金集礼》记载中发现，大定二十二年（1182年），完颜亮被废为庶人，他的父亲宗幹也被削去帝号，以旧封“皇伯、太师、辽王”的规格，“迁出顺陵，改名为墓”。由此找到了德宗陵号为“顺陵”，解决了德宗陵号问题。这个谜团于是便破解了。

　　杨亦武还考证出，皇帝葬处才能称“陵”，诸王葬处称“墓”；太祖陵区在九龙山下，诸王兆域在鹿门峪。但梁王完颜宗弼的墓却也在九龙山前的太祖陵区。宗弼，就是金兀术，金太祖阿骨打第四子，因为战功卓著，所以死后被葬于睿陵之侧。

　　1996年，杨亦武的“房山历史文物研究”列入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九五规划项目，“大房山金陵考”是其中重要内容之一。1999年，该研究成果《房山历史文物研究》由奥林匹克出版社出版。2000年，三万八千字的《大房山金陵考》分两期发表在《北京文博》上。

　　为房山碑刻修通志

　　1990年，杨亦武被调到房山区史志办，1993年，调入区文化文物局，从此成为一名专职文物工作者。这使他如鱼入海。

　　房山区是北京市文物大区，碑刻众多。杨亦武深知这些碑刻的重要性，如不加紧抢救，若干年后将不复存在。他决心以隋代开创石经刊刻之始的静琬法师为榜样，为房山碑刻修一部志书。

　　修志，谈何容易？先要在全区2019平方公里内，找到散落在各处的碑刻。没有团队，没有助手，就他一个人，揣上干粮和水，带上一把尺子一支笔和一个笔记本，骑上自行车，杨亦武就这样出发了。

　　首选之地是上方山，九洞十二峰七十二座遗庵，每一处他都必须走到。一次，他去上方山锦绣峰顶找寻一块碑刻。靠一根火腿肠、一瓶矿泉水，坚持了一整天。抄完碑文，太阳已经西坠。暮色苍茫，山路模糊，他摸索着下山，不料却走到了一处断崖前，远处能看到寺庙，脚下却无路可走。他定定神，换个方向继续前行，找到了一处遗庵。朦胧中，他认出这是尊圣殿、斗泉庵。这里他来过多次，道路极熟，这才顺利下了山。这次历险，他的右眼被树枝划伤，导致红肿发炎。医生从他的白眼球中取出了一片异物——差一点，这只眼睛就保不住了。

　　抄录碑文亦是一件难事。许多碑刻年代久远，字迹漫漶。太湖山有两处摩崖石刻，填补了《明史》中所缺的一段史实：朱棣的重要谋士僧人姚广孝曾在这里隐居。但其中一块字迹已经模糊。杨亦武在一年当中去了四次，因为费力，看久了视觉疲劳更难看清，只能下一次再来。其实，有些碑刻前人曾抄录过，可以在文献中找到，但杨亦武坚持要找到原碑重新抄录。因为他发现，前人的抄录差错难免，有的连人名都是错的。

　　辨认碑文中字则更吃功夫。碑文中不乏生僻字、异体字，连《康熙字典》中都查不到，更不要说有些字是错的了。在《大明敕赐英国公张氏山场地》碑中有这样一段文字：“先捐俸赀耩山寺于中和峪隙处”——读不通。原来，“耩”是“構（构）”字之误；構（构）者，修建也。这意思就明白了。

　　抄毕碑文，还要加以考证、解读，这部分工作更不轻松。窦店曾有古城，历代县志都说是窦建德所建。据杨亦武考证，此说于史无据。窦店曾是良乡县治所，后来迁走了。

　　此后还有更巨量的工作。这部《通志》的付梓，虽有政府支持、领导关注，但全书210万字的抄录编写、整理分类、考证校对、最后编辑成书，全凭杨亦武一人。其工作量之大，非有同样经历者难以想象。杨亦武说，支撑他完成这部《房山碑刻通志》的，是他作为一个文化人的使命感。他说：“如果等条件具备了才做，那就什么事也做不成了。”

　　《房山碑刻通志》终于出版了。散落于山野村庄的875块碑刻，本是一块块废石，而今收入志书并加以考证，875块碑刻就组成了一部生动、具体、内容丰富的地方编年史。而房山的历史，又何尝不是北京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像杨亦武这样的人、像杨亦武所做的事，在北京地区越多越好。（宗春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