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赵慕宇

　　假如我们要从历史中，挑选最经典的临刑场景，那么，嵇康之死，绝对是不二选择。公元262年的洛阳东市，已被羁押许久的嵇康，又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奏罢苍凉的乐曲，潇洒地说：“《广陵散》于今绝矣！”

　　嵇康在39岁的年纪英年早逝，根本原因是在晋代魏祚的斗争中，有悖以司马昭为首的掌权者利益。嵇康的妻子是长乐亭公主，曹操的孙女之一，他们的婚姻，并没有为嵇康的仕途铺路，因为嵇康始终有意地远离政治中心。纵观其一生，绝大多数时间，都是超然物外的逍遥隐者。可是，嵇康的人生选择，又不止于“目送归鸿，手挥五弦”的洒脱，还有涉世难脱的执着与热忱。

　　自正始八年（247年）算起，嵇康隐居生涯持续15年之久，又可划分为两段，前一段较长，自247年至256年，其交游对象大体是阮籍、山涛等，主要为避开政治漩涡；后一段自259年至262年，主要相聚对象是吕安、向秀等。

　　我们不妨溯源“竹林七贤”的说法，以便理解其隐逸状态。据王晓毅教授考证，嵇康曾经居住的山阳，不仅有竹林，也是名士集聚之地。所谓竹林之游，从来不是严密的组织，而是松散的士人群体。很大程度上，“竹林七贤”的说法源于当时参与聚会而年纪最轻的王戎。

　　作为东晋独一无二的门阀，王氏家族为博取清誉，溯源荣光，乐于把族中子弟与嵇康等名流的交游，作为文化资本。其后，史学家孙盛又“想象”大量情节，促成“竹林七贤”的说法，流传后世。其实，嵇康与吕安、向秀、郭氏兄弟等人的交往，远比王戎等人更深。

　　山涛是所谓“竹林七贤”之一，为人所津津乐道的《与山巨源绝交书》，一直被视作嵇康反抗司马氏的明证，山涛也被当做朝廷的传声筒。然而，这个著名声明的背后，鲜有人提及的是，山涛并没有羞愧难当，也没有像钟会一样睚眦必报。嵇康临死前嘱咐儿子嵇绍说，山涛会不计前嫌帮助他。果然，山涛后来以“父子罪不相及”推荐嵇绍给晋武帝。

　　抛开所谓“七贤”之说，嵇康抗争乃至死亡的导火索，正是替莫逆之交吕安作证。吕安的哥哥是吕巽，品行不端，却是司马昭眼前“红人”。吕巽曾经设计奸污弟媳，在被发现后，吕家本着家丑不外扬的原则，息事宁人。可是，作恶的吕巽始终不安，于是恶人先告状，诬陷吕安在家殴打母亲，是为不孝。当时曾参与调停的嵇康，自然愤怒至极，为好友发声。

　　但是，当年与嵇康结仇的钟会，以不合作的理由，劝说司马昭同将嵇康收押，理由竟是替罪犯作伪证，同罪处罚。“匹夫无罪，怀璧其罪”——钟会在拜访嵇康时，曾悻悻而归，嵇康宁愿打铁也未与钟会交谈。此时钟会的举动，正是公报私仇。

　　于是，嵇康的冤死，和他灿烂的人生一样，为我们留下又一段魏晋风度的“传奇”。

　　其实，嵇康本可以沉默乃至与当权者合作，然而，自高平陵政变到曹髦被杀，司马氏掌控权柄的“血腥”之路，激发了嵇康的不满，促进其从清静无为，转为批判抗争。

　　王晓毅教授，在他的《嵇康传》中，有一段精妙的论述：“道家哲学的核心是生命本身，而嵇康却无法忘怀那个超越个体生命的文化理想，他躯体内流动的是救国救民的一腔热血，胸中跳动的是一颗炽热的正直之心。他无法摆脱作为曹魏皇室亲戚所要承担的义务，尽管这个义务在当时社会眼中可有可无；他无法摆脱伸张正义的责任，尽管这个责任在当时社会眼中属于子虚乌有。”

　　鲜明的原则和不屈的态度，让嵇康不单成为“隐士”的杰出代表，更是日后“名士”的精神图腾，“越名教而任自然”的他，被视作理想主义和殉道精神的化身。然而，我们不应忘记的是，疏离和亲近，遁世与入世，沉默与抗争，从来不是相互悖斥的选择，而是相互渗透的转化。

　　没有超乎天地之志，便没有大无畏的勇气；没有和光同尘之心，便无振聋发聩的睿智。嵇康很像他的思想偶像庄子，后人评庄子时曾说：“眼极冷，心肠最热。眼冷，故是非不管；心肠热，故感慨万端。虽知无用，而未能忘情，到底是热肠挂住；虽不能忘情，而终不下手，到底是冷眼看穿。”嵇康与庄子相似的是腹内“热肠”，但相比庄生的“曳尾于泥”，嵇康终究迈出多步——要给好友阮籍的母亲吊孝，要为儿子写下事事谨慎的《诫子书》，要在“淮南三叛”时挥斥方遒……他的进与退、昭与隐，兼具着乱世逍遥人那份特有的矛盾性。

　　乱世中的自由选择当属奢侈，世事的苍凉无奈亦无法左右，而嵇康在现实的泥淖（nào）中踏出一圈涟漪，正直、热切、崇高，可所有的一切，又仿若了无痕迹。（赵慕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