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唐骋华

　　如果说100年前，中国的考古事业是一片荒野，那么今天，已然是璀璨的满天星斗了。回望这百余年历程，先贤们正是从荒野出发，筚路蓝缕，融贯东西，不仅在“术”（如考古技术）的方面日益精进，更在“道”（如历史观念）的层面取得突破性进展，从而走出了一条中国考古学的独特道路。

　　如果说100年前，中国的考古事业是一片荒野，那么今天，已然是璀璨的满天星斗了。回望这百余年历程，先贤们正是从荒野出发，筚路蓝缕，融贯东西，不仅在“术”（如考古技术）的方面日益精进，更在“道”（如历史观念）的层面取得突破性进展，从而走出了一条中国考古学的独特道路。对此，近期出版的张泉《荒野上的大师：中国考古百年纪》和岱峻《李济传（修订版）》作了精彩描述，读罢令人心潮起伏，若有所思。

　　回望“第一铲”：初代地质人的馈赠

　　1921年10月27日，瑞典学者安特生在河南仰韶村挖下探索中国史前文明的“第一铲”。作为中国现代考古学诞生的标志，在今后的日子里此举将被反复书写。张泉所著《荒野上的大师：中国考古百年纪》让我注意到，安特生是著名地质学家，曾任瑞典乌普萨拉大学地质学教授兼瑞典地质调查所所长。1913年，北洋政府创办农商部地质调查所（后升级为中国地质调查所），特聘安特生为矿政司顾问，勘探铁矿，并帮助中国培养地质人才。安特生不负所望，在河北发现大型铁矿，受到嘉奖。

　　期间，安特生对地下的古生物化石产生了浓厚兴趣，进而延伸到考古领域。1920年，安特生在河南渑池县仰韶村寻到远古石器和陶片，提议挖掘，得到地质调查所和地方政府批准。仰韶文化就此浮出水面。换言之，中国现代考古学里程碑式的“第一铲”是由地质学家开动的。

　　无独有偶，安特生团队里还有一名拥有地质学背景的学者袁复礼。袁复礼，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地质学硕士，归国后进入地质调查所任技师，并作为中方代表参与仰韶遗址的发掘。而日后主持周口店遗址发掘，发现北京猿人头盖骨的裴文中，则是从北京大学地质系毕业后加入的地质调查所。如此看来，这个中国第一所地质研究机构，在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发轫期同样扮演了关键角色。这自然与创办人丁文江的宏阔视野分不开。

　　丁文江，1887年生于江苏泰兴，获英国格拉斯大学地质学硕士学位，一生抱持科学救国的信念，并付诸实践。据《荒野上的大师》所述，丁文江白手起家，硬是在一片荒原上让地质学这门现代学科落地生根。尤其他为地质调查所培养的“十八罗汉”，奠定了中国地质学科的坚实基础。难能可贵的是，丁文江是位“通才”，关心的不只地质学，举凡考古学、语言学、政治学皆入其法眼，而且都能用现代学术的眼光去衡量，屡有创见。难怪挚友胡适夸丁文江是“科学化最深的中国人”，诚哉斯言。

　　有这样一位先驱，既是地质学也是考古学的幸运。试想，如果换作只知本专业的专才主持地质调查所，面对安特生“不务正业”的考古学兴趣，恐怕将大皱其眉。这“第一铲”能否挖得下去，实难预料。甚至连我国百年考古历程中神一般存在的安阳殷墟遗址，研究轨迹或许也会改变。原来最初主持殷墟遗址的董作宾，学问更接近传统金石学，过度关注甲骨，而对人类遗骸、建筑遗存、先民器物有所忽略。直到李济接手，运用现代考古学的方法发掘，局面才改观。李济为哈佛博士，本行却是人类学，他是在丁文江的鼓励和支持下投身考古学，终成一代大师。

　　以丁文江的才情，若去国外搞科研，“大师”头衔也是迟早的。但他宁愿牺牲前途，为祖国网罗和培育才俊，奉献一生。丁文江曾向李济自剖心迹，说凭多年努力，“地已耕了，种子已播了，肥料也上得很多了，只待发芽向上长”。以李济、袁复礼、裴文中为代表的中国初代考古学家，正是丁文江这位中国初代地质人悉心栽培的胚芽。他们在茁壮成长。

　　推翻“西来说”：初代考古人的奋斗

　　李济从人类学转向考古学，是憋着股劲的。事情还要从“第一铲”讲起。仰韶文化横空出世，固然打破了西方学者关于“中国没经历过石器时代”的论断，却造就了另一种偏见。原来，仰韶出土的彩陶与中亚安诺文化中的彩陶似乎存在亲缘关系，安特生推论，彩陶工艺是从中亚经西域传入中原的。此后安特生在陕西、甘肃等地发掘了50多处史前文明遗迹，越来越多的证据让他相信推论的正确性，甚至形成了“中国文化西来说”，认为彩陶、石器、青铜、农耕等技术并非中国原创，而是从外部传入。

　　中国学者自然无法苟同，李济即是其中之一。据岱峻的《李济传（修订版）》，李济生于晚清、长于民初、学于美国，是那个忧患年代典型的中国学者：一方面受过系统的学术训练，服膺科学；另一方面对西方话语权深感不满，渴望用掌握的新知击破西方的误解和偏见，重树中国人的信心。李济的博士论文《中国民族的形成》，即运用体质人类学寻找“中国人真正的老祖宗”，进而论证中华文明有相对独立的起源。这已然和“西来说”针锋相对，也为李济听从丁文江建议，“半路出家”搞考古埋下伏笔。

　　1926年春，李济和袁复礼赴山西考察，在夏县西阴村发现大量史前彩陶。其工艺之精美，远超中亚出土的彩陶，这让李济确信“西来说”站不住脚。西阴村遗址发掘也是中国人第一次主持田野考古发掘，李济又首创“三点记载法”和“层叠法”，奠定了中国考古的基本方法，因此意义重大。李济“中国现代考古学之父”的称号亦由此而来。

　　1929年，李济接手殷墟的发掘工作。相比董作宾，李济眼里不仅有甲骨，也有其他文物，并且注重考察地层分布，追寻其演变脉络。1930年，吴金鼎发掘山东城子崖遗址，确定以黑陶为主要特征的史前文明——龙山文化。通过比对辨识，另一位考古学家梁思永按时间序列勾勒出仰韶——龙山——殷商自下而上相互叠压的地层关系，即后岗三叠层。

　　值得一提的是，进入这一阶段，唱主角的已逐渐换成专业的考古学者。主持城子崖发掘的吴金鼎，是李济在清华国学研究院任教时培养的学生。在哈佛大学攻读考古学的梁思永，则为中国第一位接受完整训练的考古工作者。李济后来因公务繁忙，逐渐退出殷墟考古一线，梁思永遂成为实际主持人。正是他从错综复杂的地层堆积中明确了仰韶、龙山和商文化的叠压关系，证明中国历史相对连续、文化自成系列，从而有力地撼动了“西来说”。

　　1932年，安阳殷墟发掘报告荣获国际汉学界重要奖项“儒莲奖”，知识界一片欢腾。傅斯年认为“对外国已颇可自豪焉”，蔡元培更宣布“中国学”中心点已由巴黎转移至北平。这无疑是中国初代考古人奋斗的成果。

　　培养“接班人”：满天星斗的考古界

　　从1921年挖下“第一铲”到1932年获儒莲奖，十余年间中国现代考古学的进步有目共睹。但李济深知，中国考古学起步晚、基础弱，绝不能沉醉于眼前的成绩，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才最重要。而这件事，他早就布局了。

　　1925年吴宓筹建清华国学研究院，聘请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为教授，并称“四大导师”，李济则为特约讲师。当时李济只有29岁，年纪轻、资历浅，却能与四大导师并肩开课，且拥有独立研究室，薪酬待遇也一致（月薪400大洋），足见吴宓眼界不凡。李济也是满怀憧憬而来。只可惜当时的人对考古毫无概念，加之李济初执教鞭，尚需摸索，不少学生听课如听天书，纷纷打退堂鼓。结果李济实际上只指导过“一个半”学生：“一个”即龙山文化发现者吴金鼎，“半个”是古文字学家徐中舒。

　　1928年7月，傅斯年创办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简称史语所），下辖历史学、语言学和考古学三个组。中国素重史学，傅斯年却将考古与之并置，可谓破天荒。为何如此推重考古？因为在傅斯年看来，老派学者只知埋首故纸堆，“用文字做基本，就一物一物的研究。文字以外，所得的非常之少”。他呼吁学者走出书斋，“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运用新方法、新工具，寻找新材料，重建中国史。

　　放眼彼时的知识界，配得上傅斯年野望的就只有李济了。李济也欣然领命，自此开启了他在史语所逾半个世纪的学术生涯。中国现代考古学总算有了自己的阵地。

　　李济是这块阵地上无可争议的总指挥。梁思永是他力邀加盟史语所的，他还栽培李景聃、石璋如、胡厚宣等年轻人，即著名的“考古十兄弟”。抗战期间李济带着老父、妻女及史语所的文物、档案等流寓昆明等地。两个女儿夭折，李济怀着悲痛组织人手在西南调查挖掘，于烽火中推进考古事业。1946年他和傅斯年力荐夏鼐任史语所代所长。夏鼐乃考古界后起之秀，论理属于晚辈，李济却乐得让位，其心胸可见一斑。

　　事实上，李济是将夏鼐当“接班人”培养的。只是世事难料，1949年以后，两人走上了人生的分岔道。李济在台湾大学创建考古人类学系，张光直、许倬云皆出自门下。夏鼐则成为考古学界的领军人物。1979年李济以83岁高龄逝世，中国现代考古学已然走出荒野。

　　当我读毕《荒野上的大师》和《李济传（修订版）》，仰望考古学的天空，看到的是满天星斗。（唐骋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