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何浩

　　军事史家、上海交通大学刘统教授于2022年12月21日病逝，享年71岁。中央美术学院教授何浩曾为刘统教授的著作《长征》和《寻路：近代革命与中国共产党，1900–1929》设计封面。本报特邀何浩撰文，从设计的角度解读两书。

　　艰苦卓绝 势不可挡

　　我对历史学家刘统的了解始于他所著《北上》一书。2016年9月此书刊行之际，藉于出版方三联书店的学术传统，刘统在北京三联韬奋图书中心分两次讲述了他对长征始末的研究，我则有幸忝坐聆听。

　　得益于曾经的军事科学院研究员身份，刘统占得军史党史研究第一手材料之先机，重考证，尽精微，讲座因此充实、新颖，使人如临其境。尤其间或对书中未及或不便明言的一些生动细节的补充，更澄清了若干几已定论的节点问题，有理有据而一语中的。这本《长征》的主体部分即源于那次讲座的文稿，可视为刘统长征研究的精华。

　　说到设计，此书应属“大师小书”一类，文字不多而体量纤薄，因此设计须暄和适度以免头重脚轻；与此同时，《长征》又是“重走二十世纪”丛书中的一种，并行选题开放且多元，这就意味着就其整体风格而言，所要追寻的视觉意象应凸显“时代”共质而淡化“革命”特指。其实，即便抛开上述因素不谈，单说“长征”，如何在卷帙浩繁的同类出版物中不落窠臼，本身就不是件太容易的事，这需要深一层厘清对长征的认识。

　　何为长征？在以往的惯常话语里，长征是由血战湘江、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飞夺泸定桥等传奇战役所串起的征战之旅，爬雪山、过草地，左冲右突，艰苦卓绝而革命铁流势不可挡，进而有了毛泽东“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之豪迈论断。但事实上，从刘统书中可以看到，长征最重要的历史意义不是军事的胜利，而是在鲜血和泪水浸泡的曲折行进中终于摸索到了中国革命的正确方向，浮出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的基本框架。

　　回想2016年春，我带学生去川渝艺术考察，从重庆、成都一路向西最终抵达泸定。在川西，我们路过多处长征会议遗址，其民国建筑半中半西的装饰风貌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五年后，昔日的记忆宿命般地投射到了《长征》这本书的设计上，会址建筑的风格样式被我拈来成为借代的对象——会议、时代感、历史的静默……就在这区区几根细线中得以呈现，肃穆而轻盈。此外，民国装饰图形语言的使用更为整套丛书从内容到形式建构起了统一的时代调性，丛书中的每一单册既可藉此在内容上各有所指，册与册之间在形式上亦得以彼此共生。民国建筑兼容中西，拿来而后改造，贯穿其中的顽强的现代化理念和历史痛感与二十世纪中国从清末到社会主义国家的转变历程有着深层的一致性，与这套丛书设计的内在理路不谋而合。

　　暗流潜行 坚韧不息

　　《寻路》从题材上讲可以说是本典型意义上的“红书”。事实上，这本在国内先期出版名为《火种》，“献礼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中宣部主题出版重点出版物”。

　　我接手这本书所做的第一步就是把目光聚焦在“历史”，会发现这本书的本色基调是沉郁、凝重，带有某种“纪念碑”性。

　　《寻路》一书截取从1900年八国联军攻入北京到1929年古田会议召开这一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的历史阶段，讲述了革命早期的探索与牺牲。读者从中可看到，中国共产党并非从天而降，革命是如何筚路蓝缕艰难前行，每走一步都付出了怎样的代价，可谓血泪交织、跌宕起伏、困苦曲折。

　　我最初的设想是把1900至1929年为探索中国革命道路而牺牲的烈士名单用极小字号密密匝匝地逐年排列开来，名字小到无法具体辨识，如同燃烧过后的灰烬铺陈在整个纸面上。谁料甫一提出，编辑当即予以否决——这些寻路者早已不可考矣。我只能另寻出路。

　　稍后，作者刘统发来邮件，建议可以考虑用人民英雄纪念碑作为封面设计的元素，为此他特意附上节选的碑文：“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从那时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其实此段碑文即为《寻路》终章的最后一段，视为全书“题眼”亦不为过，其中理路自然不言而喻。尽管如此，我斟酌再三之后还是决意不用。一方面，直接使用纪念碑的形象有些太“实”，如宗白华先生所说“以实为实，景物就是死的，不能动人。”而更重要的是人民英雄纪念碑符号的意味过重，平实化的表达才是我们所希冀的。

　　眼看交稿时间日益临近，但设计思路还是一片茫然，无奈之下只能先放放。四月初，我带学生去京西法海寺参观壁画，随后转到北京植物园野餐。春季的植物园莺飞草长，我们师生一行兜兜转转竟踱到梁思成先生为先父母任公先生和李太夫人设计的墓前。同学们多被墓碑上的文字所吸引，感叹民国字体设计的现代气象。其实，碑文是墓碑整体构造的一部分，动人之处在于平凡性与仪式感的共存，其造型简约平朴却细腻厚重，时代气息浓郁又不被身处的具体时代所捆束，如同一切最好的历史遗存，穿透“旧”散发着永恒的“新”。

　　记得那天我在梁氏墓园盘桓许久，我由墓碑联想到《寻路》。任公逝于1929年，这座立于1931年的墓碑恰好追诉着《寻路》所述的时代，历史似乎也由此变得真切而触手可及了。

　　晚间归来，设计即刻重启。我参照任公墓碑的立面构成，化实为虚，用几根线条在纸面上筑起一座意象的“碑”（抑或一条“路”？），线极细，隐为背景却劲健洗练、从容决然。如同任公墓碑之不着浮词，纯白底色是对历史最为深沉的追忆。

　　再说内封。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火与中国革命的确有着某种既形象又深刻的连接，其画面感让人每每想起都欲罢不能。但当我真的试图将红色烈焰用于这本书的内封上时，又总感觉与全书的调性难以相融。其实个中原因并不难解，对于《寻路》所讲述的这段历史而言，火种虽燃但幽暗微弱，如果同样用火来形容，倒让我想起鲁迅的《铸剑》：“……那剑嘶嘶地吼着，慢慢转成青色了。这样地七日七夜，就看不见了剑，仔细看时，却还在炉底里，纯青的，透明的，正像两条冰。”——彼时之火非燎原之火而乃铸剑之火，暗流潜行，坚韧不息。我遂用金银两种油墨调和出散发着金属光泽的火焰，冷而炽热，覆于纯白外封之下，如雪下火山，蓄势暗含，喷薄欲出。（何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