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少君

　　春节期间，读了田晓菲的《赤壁之戟：建安与三国》（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其中关于“建安七子”的内容让我很感兴趣。田晓菲说，曹丕在《典论·论文》中列举了他认为当时最优秀的七位作者孔融、陈琳、王粲等，后来成为名传千古的“建安七子”，但有意思的是，曹丕写《典论·论文》的时候，七子都已过世，他们其实是被后世追认命名的。那么，当时究竟发生了什么？

　　范晔在《后汉书》中记载：“献帝建安二十二年，大疫。”曹丕后来在《与吴质书》中写道：“昔年疾疫，亲故多离其灾，徐、陈、应、刘，一时俱逝，痛可言邪。昔日游处，行则连舆，止则接席，何曾须臾相失。每至觞酌流行，丝竹并奏，酒酣耳热，仰而赋诗，当此之时，忽然不自知乐也。谓百年己分，可长共相保。何图数年之间，零落略尽，言之伤心！顷撰其遗文，都为一集，观其姓名，已为鬼录。追思昔游，犹在心目，而此诸子，化为粪壤，可复道哉！”这些文字说得很清楚了，曹丕是出于友情，痛惜七子的才华，把七子的作品编定结集，予以弘扬，从而创造了一个文学的经典案例。其中最根本的原因，是曹丕对于七子的个人情感关怀。

　　“建安七子”之后，又有“竹林七贤”、王羲之及“兰亭雅集”、陶渊明、谢灵运等等，构成一个时代的人文风景。李泽厚在《美的历程》一书中，曾高度评价魏晋风度，魏晋被誉为人的觉醒的时代。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宗白华说的：“晋人向外发现了自然，向内发现了自己的深情。”冯友兰称魏晋风流的核心是“深情”。在名教和自然的矛盾中，在情和礼的冲突中，魏晋人推重“自然”和“情”。

　　陶渊明被认为是魏晋风度的代表人物，孙康宜在《抒情与描写：六朝诗歌概论》（上海三联书店出版）中，称陶渊明“重新发扬诗歌的抒情传统”，陶渊明以个人的声音，复活了古代的抒情诗，宣告一个多世纪以来文学界占统治地位的哲理玄言诗模式的终结。陶渊明可以说引发了诗歌史上的第一次“情感转向”。

　　确实，人的本质是一个情感的存在，人作为情感的主体，其生命就是情感的活动，生生不息连绵相续的情动，直至死亡。因为疫情，当下也出现了“情感转向”，人们在疫情中发现了情感的重要性，亲情、友情、爱情等等，缓冲了危机，保护了人类。诗歌是情感的储存器，储存着人类的情感史和心灵史。人们可以通过诗歌，重新建立爱的联系，建构情感的共同体，建造心灵的保护区，重建爱的家园。

　　（作者为诗人、《诗刊》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