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狄霞晨

　　上海不仅是一座真实之城，也是一座文学之城。

　　在国内外的文学创作与研究里，作为城市的上海以一种独特的“未来”与多元的“真实”，不断地交织出鲜活的样貌与品质，而发现点亮文学现代性的上海，为我们认识这座城市提供了一种具有审美意味的视角。

　　作为未来城市的书写场域

　　乌托邦小说是世界文学中的一种类型小说，传统深厚。柏拉图的《理想国》，莫尔的《乌托邦》等许多关于完美社会的小说都表现出了乌托邦想象。

　　中国乌托邦小说盛行于近代以来的上海，蔡元培的《新年梦》、陆士谔的《新中国》、吴趼人的《新石头记》都诞生于此。梁启超也在其《新中国未来记》中铺陈了在上海开设世界博览会的设想：“处处有演说坛、日日开讲论会，竟把偌大一个上海，连江北，连吴淞口，连崇明县，都变作博览会场了。”因上海世博会的成功举办，这一设想已于2010年成为现实。2018年起成功举办五届的进博会延续了“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的理念，成为上海这座城市亮丽的新名片。

　　如意大利汉学家安罗岚所言：晚清乌托邦小说是长期被掩盖的风景。在晚清文人的乌托邦想象中，上海是中国最早接受西方现代性的城市，是未来中国的缩影。这些乌托邦小说不约而同地标榜其“新”，以上海作为未来城市的书写场域，并非偶然。在这些乌托邦小说的上海想象中，不仅充满了双层道路、飞行器等充满声光化电的美丽新世界图景，也展现了新的世界秩序、制度与道德观，开启了现代文学所热衷呈现的科学、道德及民族复兴的书写。

　　青浦籍小说家陆士谔在其小说《新中国》中以第一人称的叙述视角，以上海为中心讲述了自己在“新中国”的乌托邦经历，展开了其民族复兴的想象：租界收回，国用宽裕，洋货被国货淘汰，“北自提篮桥，西至静安寺，南达竹行弄，处处灯光相映，时时细乐声喧，说不尽的繁华富丽”。在广东籍“新上海人”吴趼人的《新石头记》里，意外来到1901年的贾宝玉学起了英文，关心起国家兴衰与民族命运。世界旅行之后，宝玉回到新政推行后的上海，意识到这个城市已经完全改变：“治外法权也收回来了……吴淞的商场也热闹起来了，浦东开了会场，此刻正在那里开万国博览大会。”在中国的倡导下，世界各国代表开起了“万国和平会”，为全球人类谋求和平。

　　晚清乌托邦小说是中外文学与跨文化交流的产物，其诞生得益于近代中国与西方的互动，而上海正是这一互动发生的试验田。《新中国》及《新石头记》与美国经典乌托邦小说《回顾》有诸多相似之处：主人公都在不知不觉中来到了充满了声光化电与现代诱惑的新型城市。他们都弃旧图新，全心全意地拥抱新世界的到来。不同之处在于，中国乌托邦小说的想象中心聚焦于上海，而《回顾》则设定于波士顿。陆士谔的《新中国》可以被解读为一个民族觉醒的故事，晚清文人的改革期望在小说中得以实现。吴趼人的《新石头记》则超越了民族主义与殖民主义，以上海为中心设想了中国和平崛起的未来图景。通过对贾宝玉的改写，作家彰显了一种独立自主的文化态度：对西方文化不可轻信，更不可全盘接受。

　　真实与想象之城的文学互动

　　文学是一种想象。荷兰汉学家沈雷娜从文学想象的角度绘制了一幅记忆中的上海城市地图，提醒我们：上海不仅是一座现实之城，也是一座想象之城。

　　当我们将上海视为文学想象力的产物时，“上海”一词便超越了地理的限定，成了一种城市文化的代表。在这一视角下，“上海作家”便不再局限于上海人群体，关注上海的外来书写者亦应纳入其中。王安忆与陈丹燕被视为上海作家的代表，而她们认为自己之所以关注上海，正是因为她们仍然是寻求归属感的外来者。近年来，王占黑、甫跃辉等作家的新上海书写渐成气候，他们以一种独特的热情认真描绘着这座城市不为人知的生活细节，为当代上海的文学想象铺设了多元的文化背景，注入了新鲜的血液。

　　关于上海的“上只角”书写曾是上海文学的代表，而带有农村背景的“下只角”故事也应占有一席之地。尽管有的研究者把后者排除在上海文学及城市文学之外，沈雷娜却把它们视为上海文学的杰出范例。在她看来，“上只角”故事中往往缺乏上海的历史细节。如果将真实地名隐去，这些故事可能发生在中国乃至国外的任何一座城市之中。相反，在“下只角”的故事中，街道、社区的历史与上海的独特历史交织，往往能够得到详细描述：它们是上海工业化的发源地，曾受到殖民国家的影响，也是国内移民开展新生活的地方。这些故事展示了城市与乡村之间的交融：主人公最初来自农村，仍然保持着某些农村习俗，与家乡之间依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他们确实生活在城市之中，在工厂里工作，业余时间往往会去市中心娱乐。这样有血有肉的故事更具有本土性、民族性，也更有中国性。

　　这一思路，为我们理解当代上海文学带来了新的启发。例如，创作了《东岸纪事》的夏商，在浦东长大，亲历了乡镇合并、“农转非”，目睹大片农田变成了彻头彻尾的城市。他自己也从一个“浦东社会青年”转变为小有名气的作家并移居浦西。有感于此的他立志写一部浦东的“清明上河图”。他将细腻的笔触伸向了开发前的浦东，那里既有农田、稻垛、院落、水井等江南景观，也有军工厂、电影院、轮渡码头等现代城市建筑。夏商所还原的老浦东风土人情及市井百态，为上海文学版图添加了新鲜的笔墨。

　　“90后”新锐作家王占黑的书写也颇具代表性。出生于浙江嘉兴的她，复旦毕业后留沪任教，她的书写亦在江南与上海之间游走。《空响炮》把社会转型下工人社区的市井生活写得活色生香，《小花旦》对大城市中的外来者生活体察尤深。她“轻描淡写”的书写相当真实，一位土生土长的上海读者在阅读的过程中不止一次流下眼泪来，呼吁“多一些这样的作品，留住上海的影子吧”。

　　近年来，上海涌现的不少城市小说均展现了现实之城与想象之城之间互动的文学魅力。金宇澄的《繁花》在现实与想象之间穿梭，天真烂漫的小姑娘蓓蒂不知所终，传说中变成了一条金鱼游进了黄浦江。金宇澄主编的小说集《城市地图》亦是如此。在他的邀请下，20位本地作家以小说的形式呈现了个人记忆中的上海故事，并附上了手绘的地图。小说中提到的街道、建筑、公园及河流都真实存在，人物与情节却是虚构的。孙甘露的新作《千里江山图》虽是虚构的谍战故事，却建构于20世纪30年代上海的真实历史之中，以超乎常人的观察力深入探查这座城市的秘密。虚实之间，真实与想象的互动之间，营造出迷人的文学上海。

　　每个人心目中都有一张独特的上海地图。它可能来自将“乍浦路”误记成“蛇怕路”的童年记忆，也可能来自气味、灯光与声音所带来的感官盛宴。解读上海文学也有不同的视角，而欧洲汉学家为我们理解上海提供了新的思路。上海这座城市与城市里的人，时刻在讲述着关于上海的传奇或故事。无论是《长恨歌》中的上海小姐王琦瑶，《东岸纪事》中的浦东美人梅菊乔，《繁花》中经历过大起大落的“新上海人”李李，抑或是《无所动心》中功成名就却身心俱疲的作家徐生白、《上海爱情浮世绘》中气质不凡的神秘女子荷花姜，他们都是生活在这座城市的普通人，他们的故事也是人们理解当代上海乃至中国生活细节的民族志。作家与上海的情感联系使得他们笔下的人物栩栩如生，这些作品也成了他们向这座城市表达敬意的方式。文学现代性的种种情愫就藏在这些独特的上海故事之中。

　　（作者单位：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