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顾廷龙之子顾诵芬结婚时，全家合影。

　　1948-1949年间，杨树达、张家祓夫妇摄于广州石牌中山大学。

　　杨树达日记第四十六册原稿首页。

　　作者：汤序波

　　断断续续，终于将中华书局梓行的《杨树达日记》《顾廷龙日记》读讫。合而观之，杨、顾二氏的日记相映成辉，定当给后学不菲的启益。

　　杨氏对诸多事情的记载皆较为节制，要言不烦，不蔓不枝，往往三言两语，绝不多着一句；顾氏则不同，比较繁复，几可与史学名家金毓黻《静晤室日记》相比，尽管偶尔某天也只着一两字，甚或标有“失记”。这种节制与繁复，应当与各自的志趣、性格不无关系。杨氏是谨严的语言学家，多关乎文字学、修辞学、史学、学术史；顾氏则是严肃的古籍版本目录学家，特别重视史料的蒐集、考证与整理。

　　日记兼录学术资料与考证

　　关于蒐集资料，大段录文在顾氏日记里亦随处可见，如：“金原佑来，示钱梅溪摹《汉石经》，题记甚多，皆乾隆间名人也，录如右”(1946年1月13日)后，录文占四页篇幅。又如：“景郑借示《钦氏宗谱》，有吴愙斋手写序文，录于此”(1940年12月9日)后，亦全文照录。在考据方面，顾氏亦甚见功力：“揆丈送《穆天子传补注备考》，属查。是书无著者，贾者以刘师培稿，余审视必非刘稿，其证有四：一、不引用西方诸国译名；二、引用《辞源》；三、引《山东古物表》，此书成于民国八年，刘即是年死；四、‘仪’字讳末笔。”(1940年5月18日)此外，顾氏还特别留意于掌故，日记里这方面的记载亦不少。

　　我们知道，理董古籍同是两氏的主业。如杨氏说：“晨覆校《[汉书]窥管》，悟得《郊祀志》‘汾阴直’一条之义，增改之。王氏校书，失之太机械，而余较能心知其意也。”(1953年3月11日)王氏，当指高邮王念孙，著有《汉书杂志》(见《读书杂志》)。“晨撰《淮南证闻提要》，略谓校《淮南》者莫精于高邮，然王氏以来已百馀年，思想已变，学术大进，故王说大须修正。如‘人主者……以天下之力争’，王校改‘争’为‘动’，顾受时代思想之束缚。文法学大明，王氏文法观念已不够用。……此类皆学术史上要事，非琐屑校勘所能范围也。”(3月14日)“阅《汉书·董仲舒传》，补《樊郦传窥管》一条：班为郦寄之卖友辩诬，而荀悦不知班意妄改。王念孙从荀，《[汉书]补注》依违两可，皆可笑也。”(4月3日)杨氏校书，既重视文字校勘，亦关涉学术史。当然，从某种意义上说，“时代思想”云云之于校书，犹如“理校”，“度”的把握尤为重要。

　　顾氏则侧重文献考证，如：“阅《涵芬楼秘笈释文》(据《吉石盦丛书》景本)，吴絅斋所校颇多讹譌，盖渠所得景本不若《吉石》覆印本，即校一过。又取罗叔言所校《尚书》(名曰《群经点勘》，载《国学丛刊》)，错误亦不少，覆校上方，以备稽考。诚矣，校书之难也。”(1932年10月7日)“撰何孟春注《家语书》跋，阅刘世珩札记，录何校多误，不仅不足信，实能贻误后学，以此盗名，卑鄙之极，其后有张钧衡者亦如此。《尚书札记》亦多讹，相传为缪筱珊所代作。总之，札记、校记之作，最须忠实，且不易掩饰，刘、张如何，不论何人，取其所之本，皆可知之。吾不能诬人也。”(1940年10月12日)顾氏乃书法大家，曾严厉批评某出版社付梓的“学书三种，无一种有深意，肤浅之论，何劳楮墨，废书三叹”(1940年2月1日)。笔者读此，感慨久之。总之，治学谨严是杨、顾等老一辈学者最值得我们晚辈学习的地方。

　　重视同行学者的相互批评

　　同行评价或批评同行，均有利于学术进步。所以杨、顾二氏，均极为在意。杨氏曾记：“日前峻侄言，徐特老向高级干部作报告，称余著《修辞学》有合于辩证法”(1953年7月20日)；“于思泊(即于省吾)读余《金文说》，来书云新识创解，胜义缤纷，自孙籀庼、王观堂以后，一人而已，其他皆自郐以下，何足数也。故人阿好过誉，非余所能当。姑记之，悬以为努力之标的耳。”(1952年11月25日)显然，杨氏对私人间书札中的赞语还是有清醒认识的。“于思泊书言：《淮南证闻》旁征博引，辨证精核，兄与王、俞鼎足而三，当在王之次，俞之上。海内知己非省吾莫属云。”(1953年9月29日)“阅《宝蕴楼彝器图释》，容庚于文字学略无根柢，而又强作解事，故开口便错，真可嗤也。”(1949年6月27日)“访雷伯涵，借范文澜《近代史》上册，阅其《太平天国》一章。叙事议论夹杂不明，拙于文也。标李鸿章为大买卖办，亦嫌失实。范君天资不高，而今日推为首屈一指，史学界真无人也！”(1953年7月26日)

　　顾廷龙尝记：“冒鹤老来，并介绍其子孝鲁来见，此人似于前人音韵著述略经翻？但未能深入耳。”(1940年12月9日)句中的“？”字，盖大有深意焉。此字读“yuān”，《说文》解作“幡”，义同“繙”，也就是翻的意思。《广韵》解释“幡？”为旗子乱翻动的意思。因此“翻？”即指随便翻翻并不深入。看不上对方之意，甚明。

　　国事家事事事关心

　　身系家国，是华夏士人之传统。杨、顾二氏皆特别关注时事，认真学习新思想、新理论。如杨氏尝记：“晨至同德会，不知何故，今日竟无《广州报》”(1949年1月25日)；“李宗仁电毛泽东愿以一身任战犯之责，辞颇恳挚，共党动心与否不可知矣。国党腐烂不堪，致造成现势，顽固之徒尚力主战事。人心已去，庸可为乎”(4月9日)；“阅《毛泽东之人生观》讫”(8月22日)；“晨阅唯物论、辩证法及毛泽东传讫”(8月26日)；“晨阅《论联合政府》讫”(9月15日)；“阅艾思奇《思想方法论》，文颇条鬯”(9月17日)；“饭后阅萧三所著《毛泽东同志》，文颇生动”(9月28日)；“辛亥以后，国事扰攘将四十年。国民望治之心至切，终归失望而已。共产党军纪严明，行动稳健切实。衰暮之身，或可及见升平乎”(9月23日)。顾氏日记亦尝记“夜读《毛选》”(1965年4月1日)事等。

　　至于作息养生，顾氏几乎不记，偶尔为之，则“时已晚矣”一类，如“至十二时始得息”(1942年8月25日)。而杨氏起居有常，甚有规律。如“晨五时起”“午小寝”“五时出散步”“晚八时寝”等，无一天漏记。其作息时间之精准，堪与德国大哲学家康德媲美。杨氏尚记：“觉人书述谢觉哉养生诀云：‘走路莫跑，吃饭莫饱，遇事莫恼，说话要少，睡觉要早，经常洗澡。’甚妙！余当力行之。”(1953年12月20日)

　　顾廷龙培养儿子成为院士

　　文化的传承，不仅仅在学术，亦在子女的养成上。这方面的情形，顾氏记之尤夥，如儿有慧根：“芬儿[12岁]温历史笔记，看出其师笔误破句……此儿能读书得见，可喜也。”(1942年11月4日)“芬儿”，即后来的飞机设计专家顾诵芬院士，2021年11月3日“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

　　顾诵芬幼时体弱，颇让慈父牵挂：“芬儿感冒，有微热，至晚退”(1950年10月8日)；“芬儿热未退净”(10月9日)；“芬儿热又作”(10月15日)；“晚饭后，芬儿热又作，疑亦流行性感冒也”(10月17日)；“芬儿退而又升，延幼达诊视，旋即退”(10月18日)；“芬儿热退矣”(10月19日)；“芬儿今日全愈”(10月20日)；“芬儿晚又热作，只得验血，至初更始渐退”(10月21日)；“芬儿热虽退，而咳不止，请幼达诊，断为气管炎”(10月22日)；“芬儿热退净矣”(10月23日)。

　　顾氏重视儿子的学业，为准备学费，忍痛割爱：“今晨与揆丈说明，余有书出售，是否可由馆中先购？丈言，尽可售与馆中，价亦不必客气。余选十四种，值三万元，后日为芬儿缴费之用。……生活维艰，年况愈下，思之凄然。”(1945年1月24日)儿行千里父担忧：“于芬儿远行甚关切。”(1951年9月6日)“念儿殷切，心绪不宁。”(9月9日)“芬儿来信，六十人共一卧室，闻之想念不止。”(11月7日)“芬儿来信，即复。”(11月21日)“芬儿来信，春节可假归，慰甚。”(1952年1月16日)顾诵芬有今天这么大的成就，其父之影响甚巨。

　　治学之坚毅与专心致志同样是杨、顾等老一辈学者殊值得我们晚辈学习的地方。如：顾氏尝引韩昌黎《送王秀才序》“[夫]沿河而下，苟不止，虽有迟疾，必至于海”，阐明自己的这一见解：“正与余平素主张相契，凡事不怕慢，不停必有到达之时。寓言乌龟兔子赛跑，乌龟能先到，可以明也。余之于合众，每以自况。”(1944年9月9日)“自今以后，当日日为之，不令稍懈，则半年中必可蒇事。总之，研究之事绝对不能分心。余佣书糊口，何暇及此，黄昏一灯，能成几何，岂余一人如此耶？”(1941年1月22日)

　　窃谓日记有无文献价值，端赖作者之身份地位(是否名家)及其交游圈(影响)。杨树达、顾廷龙两位先生日记极具文献价值，亦在于此。（汤序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