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晓远

　　国产电影《独一无二》改编自法国影片《贝利叶一家》，聚焦听障家庭中健听孩子的成长困境。原作曾创下法国本土影片票房纪录，荣获第40届法国电影凯撒奖多项提名。2022年，其美国翻拍版《健听女孩》斩获第94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影片、最佳男配角、最佳改编剧本等三项大奖。珠玉在前，《独一无二》虽展现出本土化改编的诚意，但最终呈现效果未达预期，暴露出明显的创作缺陷与同类题材影片的叙事困境。

《独一无二》海报

　　在叙事框架的承继中，《独一无二》显现出议题窄化的倾向。《贝利叶一家》和《健听女孩》在关照听障家庭内部困境的基础上，分别通过政治竞选和观察员监督的桥段，将听障群体所遭遇的生存难题推向更为宏观的社会层面。更为难得的是，《健听女孩》同时触及个体尊严和人际关系等普世议题，片尾“我真的爱你”的手语将影片引向对“爱”这一终极人类命题的深入思考。与之相比，《独一无二》对于听障者生活困顿的展现仅停留在最表层的沟通障碍。影片将武汉老街的鱼杂铺作为家庭生活空间，试图以市井烟火气建构中国式家庭特质，并通过母亲因医疗事故致哑后自毁听觉的创造性设定强化群体困境。然而，更深层面的身份认同困境与社会排斥问题几乎未予展开，且因叙事重心偏移，导致听障群体的社会处境被压缩为个体层面的亲情危机。影片还新设了叔叔喻志成一角，试图通过健听子女在代际轮回间的镜像对照来深化主题，遗憾的是，该支线最终失焦，却转而强化兄弟争夺房产与父子冲突的家庭矛盾，原本多维度的社会性命题被简化为家庭内部的情感纠葛与财产纷争。

　　家庭主题在三部作品中被反复强调，但呈现效果大相径庭。《贝利叶一家》与《健听女孩》通过丰富的生活场景与细腻的身体语言，塑造了一个充满情感张力的家庭空间，亲人间的羁绊和冲突均建立在可信的情感基础之上。当聋哑父母从抵触女儿健听身份，转变为支持她的音乐梦想时，这当中既传递着家人间纯粹的亲情之爱，也隐喻着他们对听人世界的接纳。反观《独一无二》，家庭成员的职业分离导致情感建构的细节缺失，听障家人抗拒女儿健听身份这一矛盾焦点则被降维至父母无法容忍女儿撒谎的道德层面，逼迫女儿用手语道歉更加强化了听障家人与健听女儿之间的过度对立。听障家庭中特有的身份焦虑被消解，家庭成为女儿的压力来源，亲情则从真诚的尊重与共情沦为功能性的牺牲和说教，失去了原作中的共情根基。

　　人物塑造的差异直接影响了影片的价值传达。在《贝利叶一家》与《健听女孩》中，具有音乐天赋和音乐梦想的主角在追梦过程中展现出的独立意识和坚韧表达，具有极强的情感感染力与现实说服力。然而，《独一无二》中喻延对自我认同的表达仅停留于“在这个家里我可以是任何人，唯独不能是我自己”的口头宣言，她加入合唱团依赖于朋友的劝说，对音乐学院的向往与备考过程更多体现为外部推动，甚至对音乐的热爱也并非源于本我的内在驱动，而是被设定为外婆童年影响的延续。《贝利叶一家》中，将音乐作为主角突破聋哑家庭感知边界的媒介与自我意识成长的象征，并通过歌词与生活情境构建互文关系；《健听女孩》更进一步，借助音乐探讨残障群体与健听社会的多维关系。反观《独一无二》，喻延的音乐实践则被简化为一首承载家庭冲突与反抗情绪的歌曲，不仅破坏了音乐对主角的救赎意义与主体建构价值，也将其降格为空洞的叙事装置。

　　作为配角的听障家人们在主体性危机中展现出的自信与自洽同样打动人心。身体上的束缚反而成就了他们生命力的迸发，“聋不是残疾，是个性”“让他们去摸索怎么和聋哑人相处”等台词体现出他们对尊严与主体地位的坚守。遗憾的是，《独一无二》未能延续这种对聋哑群体的平视视角，其对听障群体主体性的呈现反映出创作者潜在的“听人”立场。父母得知女儿出生时听力正常的欣喜、聋哑哥哥遇见心仪对象后笨拙习语，以及片尾黑幕出现的“我要我的声音被这世界听见”的口号，既暴露出创作者对听障群体真实生命体验的漠视，也折射出其将残障视为待矫正“缺陷”的创作倾向，使影片在“苦难奇观”与“励志鸡汤”之间摇摆，陷入对“问题身体”的刻板再现。

　　抛开与原作及美国翻拍版的对比，作为一部独立作品，《独一无二》的创作缺陷同样显著。影片试图承载青春成长、代际冲突、弱势群体乃至童年创伤等多重议题，但因叙事结构松散导致人物关系推进失焦，支线冗余断裂，如喻延与同学的暧昧无果而终，哥哥的爱情沦为突兀的彩蛋，叔叔一角更是画蛇添足。视听语言方面，虽尝试以“消声”镜头模拟听障群体的感知体验，但镜头短暂的持续时间难以引导观众沉浸。此外，特写镜头的密集堆砌适得其反。电梯痛哭、法庭和解等场景的面部特写非但难以引导观众产生情绪共鸣，反而成为强制煽情的拙劣手段；父亲触摸女儿喉间感知其音乐梦想的关键桥段，特写镜头完全割裂了人物之间的空间关系，破坏了父女作为整体的情感联结。

　　从经典翻拍的“文化折扣”到主题杂糅的叙事失衡，从苦难奇观的刻板再现到强行煽情的情感操控，《独一无二》的困境折射出国内电影处理社会议题的普遍局限。正如查尔斯·A·莱利在《残疾与媒体：变革的处方》中所言：“残疾应被视为人类多样性和社会丰盈性的体现，而非个体需要摆脱或被修复的负面标签。”如何超越居高临下的救世主情结，在尊重残障群体主体性的基础上实现艺术表达，这不仅是创作伦理的底线，更是中国电影需要持续探索的命题。（王晓远）

　　此文系频道原创稿件，转载请注明稿件来源：光明网-文艺评论频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