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造乡村中国——民国长江三角洲地区乡村建设研究》 朱庆葆 王科 崔军伟 牛力著 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

　　作者：张生

　　近代中国城乡社会的变迁是传统中国的历史延续，但却不是简单的历史重复，而是在近代中国整体嬗变的大背景下进行的。民国时期的乡村建设，是中国近代转型中至关重要的一部分，在坚持民族性和本土化的基础上，又体现出多样性、开放性和国际化的多重特征。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乡村建设”“农村复兴”的口号弥漫于全国，各种建设农村的机构纷纷设立，风起云涌，桴鼓相应，可谓盛极一时，由此形成了中国历史上一次大规模的“乡村建设运动”。据南京国民政府实业部的调查，全国从事乡村建设工作的团体和机构有600多个，先后设立的实验区有1000多处。这场运动持续十余年之久，波及中国中东西部广大地区，对中国农村社会的发展影响深远。随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深入，民国乡村建设运动再次引起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和持续研究。朱庆葆教授等所著《改造乡村中国——民国长江三角洲地区乡村建设研究》一书，选择以长江三角洲地区的乡村建设运动为研究对象，系统考察了长江三角洲地区的乡村建设实践，为学界奉献出近代江南乡村建设史的又一力作，拓展了学界的研究视野和研究路径。概而言之，该书在以下三个方面呈现出鲜明的研究特色。

　　首先，填补了民国乡村建设区域史研究的一大空白,拓展了民国乡村建设史的研究视野。改革开放以来，国内学界开始对民国乡村建设运动重新审视并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成果十分丰硕。在这些研究中，有的以整个民国乡村建设运动为考察对象，有的以某一个实验区为考查范围，有的则专门考察乡村建设举措的某一个支项。同时，这些研究尤以晏阳初的定县实验区和梁漱溟的邹平实验区为考查重点。然而，系统考察长江三角洲地区乡村建设运动的研究还是空白。长江三角洲地区自中古以来即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特别是在近代，中国的近代历史不仅从这里开始，而且也在这里结束。在民国乡村建设运动中，长江三角洲地区汇集了多种社会力量，举办了多种不同模式的乡村建设实验，俨然是全国乡村建设运动的一个缩影。然而，学界到目前为止，尚无专门著作对这一区域的乡村建设运动加以探讨。《改造乡村中国》选取长江三角洲地区的江宁、乌江、徐公桥等乡村建设实验区为考察对象，尽最大可能复原民国时期长江三角洲地区乡村建设运动的本来面目，厘清这场运动的起因、过程、效果，从整体上考察其间的关联与互动，尚属学界首次。以长三角区域为研究对象，既可以最大程度地接近整体，解除以全国范围为研究对象面临的史料、精力方面的限制，又可以突破特定实验区的限制，便于探讨各种模式之间的区别与联系，对于丰富民国乡村建设史乃至整个中华民国史的研究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其次，在深入挖掘史料的基础上拓展新的研究路径。《改造乡村中国》一书一个鲜明的特点是特别注重史料的多元性，把研究建立在各种不同类型的证据基础之上。这些不同类型的证据包括档案与资料汇编、报刊资料、地方志资料及调查报告、文集与文史资料等等。在多元性史料的基础上，该书将个案研究和整体研究相结合，将微观研究和宏观研究相结合，既以徐公桥、江宁、乌江等乡村建设实验区的个案研究为基础，又突破实验区地域限制，在整个长三角地区内进行中观探析，通过与全国其他实验区的比较形成对这场运动的宏观把握。在这一研究过程中，既可通过具体而微的个案研究归纳出最为接近历史真实的宏观判断，又可将这些个案组成的中观区域再次置于个案的位置，进行二次探讨，检视宏观整体性判断的普遍性。这样的研究真实再现了民国乡村建设运动的多样性，更加接近历史的真实，避免了许多论题仅从一个实验区的角度去下结论存在的困难。这种研究路径有助于深化对整个长三角地区乃至整个中国乡村建设运动的整体认识。

　　再次，借助多学科方法深入诠释长三角乡村建设实践，提出具有创新意义的新论点。《改造乡村中国》一书将长三角地区的乡村建设运动放到整个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和全球化的大背景中，通过宏观纵向历史视角和横向对比视角的考量，从个性中寻找共性，从共性中探求规律，在实证研究基础上挖掘这场运动自身的发展脉络与内在意蕴。在对江宁、乌江、徐公桥等实验区进行个案研究的基础上，该书从动机、内容、效果等角度对不同实验区的乡村建设实践进行模式比较，并从价值维度加以考量，对长三角地区乡村建设实践做出了客观深入的认识和评价。长三角乡村建设实践表明，近代工业的发展未必都以破坏传统经济为前提，近代工业可以与传统手工业、农业协调发展。中国的城乡未必要一定对立，工农未必要相互分离。在中国，农业与工商业相互依存，不可分割。工商业与农业的相互协调完全可以避免农村危机的出现，可以解决后发现代化国家从传统农业社会向近代工业社会转型中面临的诸多问题。中国应该转变观念，走城乡统筹、工农结合的发展道路，以工业带动农业的发展，以工业文明的积极成果关照“三农”。这些认识对于我们加深对乡村问题的理解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价值。

　　意大利史家克罗齐曾经提出“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这一命题，这意味着过去只有和当前的视域相重合的时候，才为人所理解。只有通过现在才能理解过去，也只有通过过去才能理解现在。作为近代江南乡村建设史研究新出的一部力作，《改造乡村中国》不仅有助于我们深入理解民国乡村建设运动的整体实践，帮助学界同仁拓宽民国乡村建设史的研究视野和研究路径，而且对于理解当代中国正在全面推进的乡村振兴战略，同样具有不可忽视的价值意蕴。

　　（本文作者为南京大学历史学院院长、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