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战玉冰

　　《风中结缘：论小说六家》（以下简称《风中结缘》）是金理最新的一本中国当代文学评论集，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六篇“作家论”的合集。“作家论”是一种久违了的文学研究形式，或许是由于中国当代文学创作越来越呈现出某种分散化的状态，因而以作家为研究核心更难聚焦起有效的问题意识，或许是年轻一辈的作者们技法越发成熟，个性却日渐模糊，同质化私人写作的泛滥使得“作家论”这种研究形式也很难呈现出自身独特的个性。但金理在这本书中重拾“作家论”的研究与写作方式，一方面如他在全书“跋”中所说，是对赵园老师《论小说十家》的致敬，另一方面，在这个“作品”不断被“文本”所替代、重视“主体”而忽略“个人”的研究话语场域中，“作家论”可以再次提醒我们，阅读文本的过程同时更是一个读者与作者相遇的过程，是人与人、灵魂与灵魂相撞、相知、相伴的过程。如果将文学作品理解为“在大地上代代传唱，若远若近、余音不绝”的“风”，那么这种读者与作者通过阅读作品的相遇，就正好道出了这本书书名的真正内涵：风中结缘。

　　将《风中结缘》中的六篇“作家论”理解为六场读者/研究者与作者的相遇只是这本书的起点，金理对于这六位小说家的阅读，更是一种“追踪式阅读”。即这不是一次对某一个作家所有作品的集中检阅，而是随出随读、是多年来读者与作者之间的“相伴而行”。每一篇文章都凝结了不同时段的不同阅读感受——这里既有作者创作风格本身的变化，也有读者阅历和理解力上的拓展——而这些不同的阅读感受积累在一起，可能会显得有些杂芜，甚至彼此矛盾，但这恰是阅读对象与阅读主体双向成长的宝贵印迹。

　　书中谈叶弥，从早年的《成长如蜕》到《明月寺》，再到后来的“白菊湾花码头镇”系列（如《桃花渡》《另类报告》等），捕捉作者“以轻击重”的写作技巧和为文学做“减法”的留白意蕴，从关注人物、故事到体会技法、意境，最终打开了叶弥小说“绘事后素”的繁简辩证法；谈鲁敏，从“携带着一股青春期写作的自发性”的“东坝”系列，到“通过对人类知识精华的不断习得，通过对历史与现实经验的反复辨析，渐渐滋长出反思意识”的“隐疾”系列，再到当下正在不断延伸、拓展的“荷尔蒙”系列，在传统的作家创作分期论述基础上，依据自己的阅读实感和敏锐观察，重新总结出“阿波罗阶段”与“狄奥尼索斯阶段”这一新的创作时段划分标准；谈葛亮，从早期《谜鸦》这类颇具爱伦·坡风格的作品，到“其实可以视作一部长篇成长小说”的中短篇小说集《七声》，再到力图“绘制浩大历史画卷”的《朱雀》与“以巨幅的容量演绎家族记忆与历史记忆”的《北鸢》……几篇“作家论”的文章结构本身，都清晰地呈现出作者创作与读者阅读的自然时间顺序。

　　当然，一篇好的“作家论”绝非关于作家的创作年谱或文学传记，而是需要抓住关键性的作品，并以此来结构作家的整个创作生涯。《风中结缘》中的几篇文章在这方面无疑做得相当出色，比如关于叶弥的创作，书中抓住了《明月寺》一篇，并明确指出“这是叶弥小说创作流程中的界标之作”；关于鲁敏的小说分期，金理和很多论者都指认了《取景器》一篇的重要地位，但不同的是，金理进一步挖掘出了这篇小说的历史意识和文学史潜能，“我将《取景器》解读为一则关于新时期文学、新时期思想解放运动的寓言”。如果说对作家全部作品的多年追踪式阅读需要一份真正的热爱和极大的耐心，那么在其中抓取到关键性的作品，并以此为节穴，打开进入作家众多作品与创作历程的结构性入口，则需要研究者深厚的学养和敏锐的眼光。

　　“作家论”固然是围绕作家的研究和论述，但却很忌讳拘泥于作家本身来谈，更开阔的文学史与思想文化视野是打开研究格局的必要条件。在《风中结缘》中，金理用《诗经》中的“君子”来理解叶弥《拈花桥》《另类报告》等作品中的人物形象序列；用余英时的《红楼梦》中的“两个世界”来阐释张忌的《出家》，同时又指明《出家》中黑白两个世界之间关系的独特性；用小南一郎论中国近世长篇小说中男主角形象“影薄”的观察角度来解读《南货店》中的核心人物秋林……金理写的虽然是一篇篇中国当代文学“作家论”，但其中包含的学术眼光和学养积累却远超中国当代文学的范畴，因此“论”起来也就更加清明透彻、游刃有余。

　　此外，正如黄德海在“推荐语”中所说，书中“收的虽是单篇文章，却显示出整体的思考脉络”。我们不妨看下书中所论六位作家：叶弥（1964年）、鲁敏（1973年）、田耳（1976年）、葛亮（1978年）、张忌（1979年）、郑小驴（1986年）。一方面，书中六篇“作家论”的排布顺序并非随意，而是有着年齿长幼的时间先后，历史时间的顺序一定程度上潜藏了一种“天然”的文学史发展与建构的可能性；另一方面，这里面除了叶弥年岁稍长，其他五位作家都可以视为金理广义上的“同时代人”，而对于“同时代人”文学批评的主张则是金理近年来用力很深的研究方向之一。也正是由此，金理对于这几位作家的“追踪式阅读”，就又多了一层“伴随式成长”的内涵。而对于“同时代人”及相关问题的关注，也决定了其选择“作家论”作为自己研究写作的基本形式。

　　在上述这些意义上，我们在这几篇关于不同作家的研究和论述中也隐约能看到论者金理自身的学术兴趣、思考路径、学养积累和性情特点，或许这就是张新颖在“推荐语”中所说的，“批评活动不仅是针对作家、作品、读者、社会的，也是针对自我的，好的批评实践也是一个自我不断充实和提高的实践，这样批评才对自我有魅力，批评主体的不断成长才保证了批评的持久活力。《风中结缘》是在这样方向上的尝试”。如果非要再试图概括一下《风中结缘》中所论作家作品与评论本身的最主要特点，那么我认为是对“文学之心”的回归，是对“人的无限性和高贵处”的追寻。（战玉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