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冯祉艾

　　上世纪60年代末，一群大学生分配到德华电机制造工厂，被推向社会浪潮之中，开始了将自己奉献给祖国工业建设的奋斗之路。长篇小说《戴花》是作家水运宪以此为背景的新作。小说围绕上世纪60年代末的工厂生活和情感经历书写了一代人的青春回忆，不仅带有作家个人的生命体验，更记录着一大批时代建设者的青春。《戴花》既属于他们，也属于所有奋斗者，这是一部跨越时代的“时代故事”。

　　小说以第一人称“我”为叙述视角。十几位同学同时被分配到德华电机制造工厂工作，“我”杨哲民就是这批大学毕业生之一。杨哲民的师父莫正强是一个兢兢业业、经验丰富、一心想成为劳模的老熔炉工。杨哲民也是一个胸怀大志、不甘落后的优秀青年，他们在争当劳模过程中展现了各自的个性。劳模的那朵大红花最终戴在了熔炉班两代炉工的身上，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也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开始。这就是“戴花”故事的意义所在。这其中既有“比学赶帮超”的竞争精神，又有师徒之间的人性关怀，还有作家洞悉人性本质之后书写的几种不同的爱情。水运宪用饱满的激情书写《戴花》，把工业发展和工人的故事描写得惊心动魄、荡气回肠。

　　小说的高明之处在于，在以文学表现崇高的精神追求时，也不忘及时收笔，将每个人物人性上的挣扎展示给读者——尤其是人物思想“走岔路”的时候。比如莫正强在即将评上劳模时，鬼使神差地偷了别人的钱；徐士良在失恋、断指之后，毅然决然跳下水塔结束自己年轻的生命；姜红梅在面对恋人的选择时，确实曾为条件优于杨哲民太多的机电局长鲁昌顺而动摇过……这些细节的处理消解了“崇高”的意味，让作品更加真实，更加贴近生活、贴近人性。文学之所谓“真实”，不仅是现实主义文学所倡导的真实地再现生活原貌，还有人们心理感受上的真实。例如汪春廷这一人物，在小说的前半部分，作者将其作为破坏生产的落后分子来批判，可他坐牢出狱之后竟改邪归正，成了一个规规矩矩、安安分分的工人。连熔炉班之前瞧不起他的同事，也对他肃然起敬。而优秀人物也有不足的地方，莫正强作为一个一心渴求劳模称号的优秀工人，在极端贫困之际，因其内心尊严不肯借钱，却鬼使神差地“拿”了别人十块钱，后来良心发现又将钱还了回来。这其中，莫正强思想上的动摇、挣扎以及自我救赎，也使得劳模这一象征意味在他身上展现得更为充分——一个合格的劳模应该永远保持自我批评、自我检讨的态度，永远保持高度的原则精神。这些圆形人物的变化设置，既使得故事情节波澜起伏，也展示出更为真实的人性特点。

　　小说中有较多值得为人称道的人物刻画，尤其是工业题材小说在特殊背景下形态各异的人物。《戴花》的题意取自一首曾经激励大江南北的群众歌曲《听话要听党的话》，“戴花要戴大红花，骑马要骑千里马。唱歌要唱跃进歌，听话要听党的话……”莫正强一生“争强”，他有丰富的工作经验、十足的上进心、一丝不苟的工作态度，还有着极高的政治思想觉悟。故事一开篇，莫正强就想要争取“劳模”，然而就在劳模称号唾手可得之际，他却因为自己思想上的一次滑坡，不得不自动放弃了当选劳模的机会。后来又在自己风烛残年时，把厂里唯一评选劳模的机会，让给了自己的徒弟杨哲民。这是一种真正的社会主义劳模精神——不断完善自己的不足，不以个人利益为先，一心考虑集体的利益。而以杨哲民为代表的年轻工人则奋发进取，勇于技术革新，甚至勇于破除旧社会的师徒观念，不怕打破师父的“翻天印”。凡此种种无私奉献、集体主义、开拓进取的精神，在当下颇具现实意义。

　　巴赫金曾提出过“对话理论”，以期通过对话引起人们的倾听和追忆。他的理论更注重语词的所指，利用所指的“差异性”造成一种对话不可终结的过程。在这种“差异性”的对话之中，话语不仅仅是一种声音，而应该是一种在集体之中不断商谈和约定的“谈话”，是一种获得了社会意义的对话性语言。整部《戴花》的语言都是笼罩在德华电机厂和工业发展时代背景之中的，每个人物的行为举止都脱不开这个环境，同时因为环境的存在，每个人物的语言会受到影响。

　　《戴花》在情节上设置颇为巧妙，前后情节以现实主义题材小说中惯用的因果关系串联起来，人物在因果情节中活跃着。故事和人物彼此勾连，情节安排很周密。仅以徐士良这个人物举例，他外号“徐娘”，有着女性般阴柔的气质。他的命运在开篇就埋下了伏笔。在递给杨哲民的纸条中他说“想好了。真的要让我当锻工，我就从水塔上跳下去寻死”。后来徐士良成为了一名需要细心沉稳的高危工种冲压工。可偏偏在后来的变故中，他遭受失恋的痛楚，又接着导致他在工作操作机器时被机器折掉了手指。遭到双重打击的徐士良最终选择了跳水塔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徐士良这个人物的情节脉络走到这里已经完成了，作家的笔却没有停下来，接着通过徐士良之死又写出了其他人物的发展变化。比如吴启军和江红梅的自责，又比如莫正强的追悔。莫正强后来再路过徐士良自杀的水塔时，总是格外注意那里的情况。他怕别人自杀，这样的担忧又间接地阻碍了后来在那里制造冲天炉模型的杨哲民。环环相生、环环相扣，仿佛是种摆不开的因果宿命。

　　水运宪以动容的笔触讲述了一个令人动容的中国故事——上世纪60年代国营工厂德华电机厂中工人们的奋斗历史。《戴花》抒写了上世纪60年代的人性与信仰，歌颂了一代工人的热血与奋斗。正是这些过去的时代建设者，才催生了改革，造就了今日之中国。作家在小说中高度赞扬了“劳模精神”，这对于今天的人们无疑有着经验性的指导作用。在莫正强生命的最后时刻，厂里本来打算直接评选他当劳模，可他知道自己时日无多，应该把机会留给后辈，便义无反顾地放弃了评选，将机会让给徒弟杨哲民。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已经十分虚弱，几乎说不了话，为了将这一决定完整地告诉厂领导，不惜威胁医生给自己注射吗啡缓解病情，冲上一线用微弱的生命为高炉点燃最后一把火……读到此处，我们感动之余也会问自己，今日的我们是否还具有莫正强和杨哲民那样的精神？我们该如何努力追逐劳模这一光荣称号？杨哲民、莫正强等等一批人物都带着各自的理想和对生命目标的追求，充分体现了一代中国工人的情怀，他们的故事给今天的我们莫大的鼓舞和激励。而《戴花》的作者水运宪，正是以他那经历了岁月的深邃目光，投射回曾经属于他和所有同龄人的激情燃烧的岁月。中国工人的热血与激情、中国工人的开拓与进取，赋予《戴花》最动人的意义。（冯祉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