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白　浩

　　从基层社区党建党课出发而发展起来的红色主题沉浸式戏剧《微光》《曙光》已率先在四川成都、河南洛阳落地开演，作为“光”系列三部曲的前两部，两剧将戏剧和党建、红色主题和沉浸式戏剧融合，焕发出新时代文艺载道与艺术创新创造的新活力。无独有偶，江苏苏州常熟沙家浜的《春来谜局》、山东临沂沂南县的《沂蒙四季·红嫂》、河北邯郸涉县的《再回太行》、江西南昌的《那年八一》、四川雅安的《安顺记忆》等类似的革命题材与实景沉浸式戏剧的融合，相继在各地绽放，焕发出新的艺术活力。

　　红色主题沉浸式戏剧，发掘本土革命文化题材，凝练出荡气回肠的革命主题，其中既有接地气的地方民风民俗、文化符号，也有沉浸式场景体验、人物角色扮演互动的崭新戏剧形式，这些丰富的元素汇合为新的艺术创造。如此一来，红色主题沉浸式戏剧可以将革命文化的大众化魅力更好地释放，推动文艺大大方方、有力有效地载正道、扬正声；在新的技术条件下、在新时代接受语境下，与时俱进，抓住年青一代人的审美趣味、心理特征，发展出深入民心的新艺术，进而拓宽艺术创造路径，实现主旋律和通俗文艺形式的结合。

　　事实上，革命文化本身具有充分的艺术空间和题材吸引力，革命文化与通俗文化并非具有截然对立的界限，相反，在文艺史上恰恰具有许多结合相得益彰的先例，并成为一种深厚传统。“五四”时期，白话文运动、话剧的引入与推广，都旨在将启蒙的精神和大众化的形式相结合。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普罗文学中，“革命加恋爱”成为核心模式，也取得了商业上的极度畅销，代表作家蒋光慈便有名言：“恋爱是最浪漫的事，而比恋爱更浪漫的事便是革命。”《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将文艺工作与大众化并提，要求将“普及”与“提高”结合，将新文学新文艺和文学艺术传统相结合。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国作风、中国气派的倡导方向下，《林海雪原》《铁道游击队》等成为革命历史与传统通俗小说形式改造相结合的成功代表作。

　　红色革命主题早已被经典化，新的传播就面临着“影响的焦虑”，作为历史后来人的接受者们不免具有旁观隔阂感，甚至于挑剔、冷漠、逆反，而沉浸式体验的代入感、历史的现场感正是对此的对症下药。“沉浸”的核心要义在于，作为局外人、后来人的观众变成剧中人、变成革命当事人的过程性。参与者通过情感投入、体验投入，打破戏剧的舞台空间、历史时间之墙，通过场景沉浸，从当代都市生活、安逸生活逐步进入到八九十年前的革命时代、血与火时代，实现从情感淡漠、麻木到逐步复苏，从看客的挑剔到当事人的责任感、使命感的主体“复活”或建立。

　　从虚拟历史场景的沉浸到真实主体性的参与，虚中有实，这个实就在于虚境中所焕发出的信仰热情。所以这种“沉浸”过程并非简单的知识性接受，更是情感性的投入，是沉睡的使命感、信仰感的“复活”过程。情境的沉浸性与觉醒的真实性越鲜明，红色主题沉浸式戏剧的现实意义与艺术价值就越难能可贵。

　　红色主题与沉浸式戏剧的融合焕发出新活力，这不只是艺术创新创造的成功，也获得了市场和社会资本的青睐。继《微光》的成功范例后，《曙光》吸引了洛阳的国有资本和民营资本等多方力量的加盟，在力量大聚合基础上，艺术的精益求精和社会影响辐射力都光芒大放，已成新的“洛阳纸贵”之景观。在“印象”“又见”“只有”等系列的旅游景观实景入剧后，红色历史题材竟也可实景入剧或者造景入剧，而观众的角色扮演和深度互动创造活力解放，这带来观众主体性由静入动的功能重构、观众与演员的身份重构、戏外戏内的景观界限重构，以及生活与表演的观念界限重构，这些均从艺术形式到观念带来对戏剧传统虚拟之墙的新突破。

　　既然化通俗入大义是一条有效路径，那么我们可以推动红色主题沉浸式戏剧更进一步发展，比如慎重把握其中的娱乐性成分，增加更浓厚的历史语境中的沉重严肃体验感和代入感，强化由游戏进入实景实情的同情共振，继而达到真正的身份认同，实现革命情感的新时代迁移。还可以增加做任务的难度，增设奖励项，从而增加游戏的成就感和震撼性记忆等。（白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