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学雷

　　一

　　东汉之际，树碑立石之风盛行，后虽渐衍为流弊，却也因此为我们留下了许多碑刻实物，成为后人学习隶书书法最主要的取法对象。从这个角度说，可谓沾溉后学匪浅。

　　汉碑中有许多名品，如《礼器碑》《乙瑛碑》《曹全碑》《史晨碑》《华山碑》等。当然，还有一块大名鼎鼎的《张迁碑》。王家葵先生的观点是：如果仿《龙门二十品》之例，由今天的书法专业人士编选一部《汉碑二十品》，其中一定有《张迁碑》；即使提高标准，只选十品或乃至四品，也会有《张迁碑》。可以无例外地说，只要学习过隶书，都曾临摹过《张迁碑》。

　　在近世，《张迁碑》与《礼器碑》《曹全碑》《史晨碑》一同被誉为“四大汉碑”。《张迁碑》立于东汉灵帝中平三年（公元186年）二月上旬。所述的是碑主张迁为谷城（今山东平阴县东阿镇）县长时多有惠政，后升迁荡阴县令，吏民追思其德，于是为其刊石竖表。从性质上说，《张迁碑》就是所谓的“去思碑”或“德政碑”。其碑阴与许多汉碑一样，记录了碑主的门生、故吏捐资兴建此碑的钱数。原碑于明代出土后安放在东平儒学明伦堂前，如今立于山东泰安市博物馆（岱庙）碑廊。

　　在明代以前的金石载籍中，《张迁碑》未被录入，因它在明代才被发现，情形大致如明代金石学家都穆所说，欧（阳修）、赵（明诚）录中盖未尝载。《隶释》并《隶续》亦无其文。《通志·金石略》所载碑目虽多，然亦未之及。由此可见，《张迁碑》的真实性还是遭到一些学者的质疑，认为它是后世的伪作，至少也是“魏人翻旧碑为之”。明末清初大学者顾炎武在其《金石文字记》中抨之尤厉，认为是“好事者得古本而摹刻之石”，附和者有林侗、万经等人。此后争论不断，逶迤至今。

　　王家葵曾总结质疑者的观点有三：碑文荒谬、书丹错讹、刊刻草率。这些似乎都成为论证《张迁碑》是伪作的依据。可是“任何作伪都源于名利的驱动”“从市场需求分析，明代人喜欢整齐美观的隶书”，而《张迁碑》“碑阳字体不符合明人审美的口味。更关键的一点，《张迁碑》从问世开始，便陈列在当时东平州的学宫，属于公家所有，就造假而言，没有明显的受益者”。就此，王家葵充分发挥了他的想象力：东汉灵帝时的政局已经腐烂透顶，设若这位名叫张迁的县老爷是一个贪鄙的坏官，不学无术却喜欢沽名钓誉。当他荣升的时候，要求乡绅吏民“自愿”为他树立去思碑，于是不论撰碑的文士、写碑的书家、刻碑的工匠，都怀着愤怒厌恶的心情办理此事。写文章的故意让他乱认祖宗；书写者用“殡”诅咒他死掉，用无“心”暗示他不忠，“暨”分写成“既且”，大约是想起《诗经》“女曰观乎？士曰既且，且往观乎！”的典故，有意恶搞。而碑阴是“自愿”捐款人的名单，字体与碑阳不同；里面许多人都用字而不用名，依当时礼仪，也表示对碑主的不屑。这个“大胆的假设”看似离奇，但笔者认为是目前对《张迁碑》种种矛盾的最合乎情理的解释。也就是说，笔者亦不怀疑《张迁碑》的真实性。

　　二

　　在清代碑学兴盛之际，《张迁碑》作为一块汉隶名品留下了许多拓本。一般而言，初拓本最值得珍视。据清末画家方若记载：《张迁碑》原有海丰吴子苾藏本为善，可惜此本在光绪十八年（公元1892年）毁于火，仅有翁同龢摹刻本，但居然被定为“宋拓”。现在留存下来的拓本中，则以北京故宫博物院所藏明拓本为最早亦最善，此本后有桂馥、程庭鹭、翁同龢等人题跋。这个本子在新中国成立前有古物同欣社的影印本，今已难得一见。20世纪80年代，文物出版社出版的《历代碑帖法书选》所选用的也是这个本子，至今犹未绝版，印刷质量虽非精善，但最为通行，说学习书法者人手一册当不为过。然而，随着鉴定手段的进步，鉴定家发现这个拓本的“东里润”三字实际上有后来涂描的迹象。

　　在汉简尚未大量出土以前，学习隶书者几乎全以汉碑为取法对象。然而，汉碑上的隶书风格差异很大，各有面目。于是，后世的许多书论家将它们的书风加以分类甚至分派。如侯镜昶先生曾将碑刻隶书分为14个派别，把《张迁碑》与《校官碑》《张寿墓碑》《武荣碑》等列入“方正派”，认为“此派流风，影响后世，至深且巨”。北魏太和年间，洛阳书风都尚方折，其源出于此。华人德先生则认为，将汉碑的书风加以分类的做法，对学习书法不无意义，但各家多是从个人赏鉴审美的角度进行或详或略的分类，带有很强的主观性，故各持己见，莫有同者。当然，为《张迁碑》归个派，对我们看清其风格特征不无帮助。

　　三

　　明末清初，学习隶书者大多喜爱笔画波磔分明、结体整饬工稳、布局齐整一类的作品。“四大汉碑”中除了《张迁碑》，其余三种都属这种类型：《礼器碑》瘦劲、《史晨碑》浑厚、《曹全碑》秀媚，面目各各不同，然皆遵循着行列分明，笔画起止清晰明确这些基本的法度。《张迁碑》相较于三者则大异其趣：除了“碑文荒谬”，其中有许多字的笔画波磔不甚明显，至少不够清晰明确；结体上也是同一个字前后写法不一，甚至缺漏笔画；布局上也行列参差不齐。这些大概都是明末清初学习隶书者所不喜的原因，故当时人所罕习。大约从清乾隆年开始，碑学观念的蔚然勃兴促使人们认识到了它的“佳处”——乾隆时期金石学家牛运震在其《金石图说》中就赞赏它的风格“端直朴茂”，孙承泽也评价它为“书法方正尔雅，汉石中不多见者”。渐渐地，约在清代中后期，人们就将《张迁碑》列为学习隶书的经典范本了。

　　在清代临习《张迁碑》最勤也是最有名的书法家是何绍基，据说其平生学隶书《张迁碑》几逾百本，而且每写临一遍，都要在后面写明日期和遍数，如同治元年（公元1862年）所临为第六十通，最终他把这个临本送给了好友收藏家吴云。《张迁碑》的名气越来越大，自然“毡拓无虚日”，以致碑面一些字迹磨损变细甚至剥落。因此早期拓本就显得弥足珍贵。晚清书法家姚孟起曾写道：“此碑笔力坚劲，结构方严，近来新拓本剥蚀已甚，半失庐山真面。今于友人处借得明初拓本，古色古香，爱玩不已。”民国时期的书法家对《张迁碑》的学习热情也很高涨，王蘧常、林散之、祝嘉等近现代书法大家的存世作品中，也都能见到临《张迁碑》的作品。

　　四

　　对一块碑刻而言，“书丹错讹”和“刊刻草率”肯定不是好事，可正是由于这种失误，恰造成了此类碑刻所体现出的独特审美特质——古拙。相较于《礼器碑》《曹全碑》《史晨碑》等典型东汉碑刻的谨严风致，《张迁碑》实在是草率了些，但也因此体现出了“古拙”的意趣。牛运震所指出的“端直朴茂”一词中，“朴”应该是最能点出“古拙”这种审美特质的一个字。

　　那么，《张迁碑》给我们学习隶书带来了哪些好处呢？可以这么认为，它能够“调剂”人们学习其他各种汉碑过程中风格上所存在的偏失。大部分汉碑的风格特征都非常强烈，通过一段时间的学习，临习者大都能掌握它们的用笔和结体的特点，如：《礼器碑》用笔劲健，波磔起止分明，提按幅度较大；《曹全碑》则结体精严，笔画流媚。但是浸淫过深，这些特点不知不觉就会在笔下被过度地强调、夸张，形成凌厉的风格，日久容易产生所谓的“习气”。而《张迁碑》笔画质朴，结体方整，通过对它的学习，有助于消解其他汉碑书风中过度的凌厉之气，减少风格的偏失。又如习《石门颂》者，多较其宽博，而失于松散；习《衡方碑》者，多较其厚重，而失于闷滞。乃至习竹木简书墨迹，飘逸有余，而笔画扁薄，有失浑厚。凡此皆可通过学习《张迁碑》，获得不同程度的纠正。

　　至于如何学习《张迁碑》，似无绝对的最优方法，庶几如清人李子仙所说“如鬼享祭，但吸其气，不食其质”即可。

　　最后，再说一说《张迁碑》的碑阴与碑额。与许多汉碑一样，《张迁碑》碑阴同样记录了碑主的门生、故吏们的姓名和捐资刻碑的钱数，故而上面有许多重复的字。其碑阴的字体风格非常厚实而变化多端，如“故”“吏”“韦”“钱”“百”，每个字都写了数十遍，但相同的每个字风格上都存有一定之差异，学习者可以从中体悟到许多变换字形方面的启发。不无遗憾的是，故宫藏本和一些早期的《张迁碑》拓本都没有碑阴，可能是出于只重碑阳正文的缘故。但这可通过后来影印出版的本子得到弥补。至于《张迁碑》碑额，则是汉篆中之奇品。字体在篆隶之间，笔画瘦劲、结体盘曲绵密，当是所谓之署书。虽仅有寥寥两行十二字，然学习汉代篆书者若别具慧心，参鉴其他资料，或融会贯通，或亦可以名世。（王学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