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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张迁碑》归个派

来源:解放日报2023-05-04 09:46

  作者:王学雷

  一

  东汉之际,树碑立石之风盛行,后虽渐衍为流弊,却也因此为我们留下了许多碑刻实物,成为后人学习隶书书法最主要的取法对象。从这个角度说,可谓沾溉后学匪浅。

  汉碑中有许多名品,如《礼器碑》《乙瑛碑》《曹全碑》《史晨碑》《华山碑》等。当然,还有一块大名鼎鼎的《张迁碑》。王家葵先生的观点是:如果仿《龙门二十品》之例,由今天的书法专业人士编选一部《汉碑二十品》,其中一定有《张迁碑》;即使提高标准,只选十品或乃至四品,也会有《张迁碑》。可以无例外地说,只要学习过隶书,都曾临摹过《张迁碑》。

  在近世,《张迁碑》与《礼器碑》《曹全碑》《史晨碑》一同被誉为“四大汉碑”。《张迁碑》立于东汉灵帝中平三年(公元186年)二月上旬。所述的是碑主张迁为谷城(今山东平阴县东阿镇)县长时多有惠政,后升迁荡阴县令,吏民追思其德,于是为其刊石竖表。从性质上说,《张迁碑》就是所谓的“去思碑”或“德政碑”。其碑阴与许多汉碑一样,记录了碑主的门生、故吏捐资兴建此碑的钱数。原碑于明代出土后安放在东平儒学明伦堂前,如今立于山东泰安市博物馆(岱庙)碑廊。

  在明代以前的金石载籍中,《张迁碑》未被录入,因它在明代才被发现,情形大致如明代金石学家都穆所说,欧(阳修)、赵(明诚)录中盖未尝载。《隶释》并《隶续》亦无其文。《通志·金石略》所载碑目虽多,然亦未之及。由此可见,《张迁碑》的真实性还是遭到一些学者的质疑,认为它是后世的伪作,至少也是“魏人翻旧碑为之”。明末清初大学者顾炎武在其《金石文字记》中抨之尤厉,认为是“好事者得古本而摹刻之石”,附和者有林侗、万经等人。此后争论不断,逶迤至今。

  王家葵曾总结质疑者的观点有三:碑文荒谬、书丹错讹、刊刻草率。这些似乎都成为论证《张迁碑》是伪作的依据。可是“任何作伪都源于名利的驱动”“从市场需求分析,明代人喜欢整齐美观的隶书”,而《张迁碑》“碑阳字体不符合明人审美的口味。更关键的一点,《张迁碑》从问世开始,便陈列在当时东平州的学宫,属于公家所有,就造假而言,没有明显的受益者”。就此,王家葵充分发挥了他的想象力:东汉灵帝时的政局已经腐烂透顶,设若这位名叫张迁的县老爷是一个贪鄙的坏官,不学无术却喜欢沽名钓誉。当他荣升的时候,要求乡绅吏民“自愿”为他树立去思碑,于是不论撰碑的文士、写碑的书家、刻碑的工匠,都怀着愤怒厌恶的心情办理此事。写文章的故意让他乱认祖宗;书写者用“殡”诅咒他死掉,用无“心”暗示他不忠,“暨”分写成“既且”,大约是想起《诗经》“女曰观乎?士曰既且,且往观乎!”的典故,有意恶搞。而碑阴是“自愿”捐款人的名单,字体与碑阳不同;里面许多人都用字而不用名,依当时礼仪,也表示对碑主的不屑。这个“大胆的假设”看似离奇,但笔者认为是目前对《张迁碑》种种矛盾的最合乎情理的解释。也就是说,笔者亦不怀疑《张迁碑》的真实性。

  二

  在清代碑学兴盛之际,《张迁碑》作为一块汉隶名品留下了许多拓本。一般而言,初拓本最值得珍视。据清末画家方若记载:《张迁碑》原有海丰吴子苾藏本为善,可惜此本在光绪十八年(公元1892年)毁于火,仅有翁同龢摹刻本,但居然被定为“宋拓”。现在留存下来的拓本中,则以北京故宫博物院所藏明拓本为最早亦最善,此本后有桂馥、程庭鹭、翁同龢等人题跋。这个本子在新中国成立前有古物同欣社的影印本,今已难得一见。20世纪80年代,文物出版社出版的《历代碑帖法书选》所选用的也是这个本子,至今犹未绝版,印刷质量虽非精善,但最为通行,说学习书法者人手一册当不为过。然而,随着鉴定手段的进步,鉴定家发现这个拓本的“东里润”三字实际上有后来涂描的迹象。

  在汉简尚未大量出土以前,学习隶书者几乎全以汉碑为取法对象。然而,汉碑上的隶书风格差异很大,各有面目。于是,后世的许多书论家将它们的书风加以分类甚至分派。如侯镜昶先生曾将碑刻隶书分为14个派别,把《张迁碑》与《校官碑》《张寿墓碑》《武荣碑》等列入“方正派”,认为“此派流风,影响后世,至深且巨”。北魏太和年间,洛阳书风都尚方折,其源出于此。华人德先生则认为,将汉碑的书风加以分类的做法,对学习书法不无意义,但各家多是从个人赏鉴审美的角度进行或详或略的分类,带有很强的主观性,故各持己见,莫有同者。当然,为《张迁碑》归个派,对我们看清其风格特征不无帮助。

  三

  明末清初,学习隶书者大多喜爱笔画波磔分明、结体整饬工稳、布局齐整一类的作品。“四大汉碑”中除了《张迁碑》,其余三种都属这种类型:《礼器碑》瘦劲、《史晨碑》浑厚、《曹全碑》秀媚,面目各各不同,然皆遵循着行列分明,笔画起止清晰明确这些基本的法度。《张迁碑》相较于三者则大异其趣:除了“碑文荒谬”,其中有许多字的笔画波磔不甚明显,至少不够清晰明确;结体上也是同一个字前后写法不一,甚至缺漏笔画;布局上也行列参差不齐。这些大概都是明末清初学习隶书者所不喜的原因,故当时人所罕习。大约从清乾隆年开始,碑学观念的蔚然勃兴促使人们认识到了它的“佳处”——乾隆时期金石学家牛运震在其《金石图说》中就赞赏它的风格“端直朴茂”,孙承泽也评价它为“书法方正尔雅,汉石中不多见者”。渐渐地,约在清代中后期,人们就将《张迁碑》列为学习隶书的经典范本了。

  在清代临习《张迁碑》最勤也是最有名的书法家是何绍基,据说其平生学隶书《张迁碑》几逾百本,而且每写临一遍,都要在后面写明日期和遍数,如同治元年(公元1862年)所临为第六十通,最终他把这个临本送给了好友收藏家吴云。《张迁碑》的名气越来越大,自然“毡拓无虚日”,以致碑面一些字迹磨损变细甚至剥落。因此早期拓本就显得弥足珍贵。晚清书法家姚孟起曾写道:“此碑笔力坚劲,结构方严,近来新拓本剥蚀已甚,半失庐山真面。今于友人处借得明初拓本,古色古香,爱玩不已。”民国时期的书法家对《张迁碑》的学习热情也很高涨,王蘧常、林散之、祝嘉等近现代书法大家的存世作品中,也都能见到临《张迁碑》的作品。

  四

  对一块碑刻而言,“书丹错讹”和“刊刻草率”肯定不是好事,可正是由于这种失误,恰造成了此类碑刻所体现出的独特审美特质——古拙。相较于《礼器碑》《曹全碑》《史晨碑》等典型东汉碑刻的谨严风致,《张迁碑》实在是草率了些,但也因此体现出了“古拙”的意趣。牛运震所指出的“端直朴茂”一词中,“朴”应该是最能点出“古拙”这种审美特质的一个字。

  那么,《张迁碑》给我们学习隶书带来了哪些好处呢?可以这么认为,它能够“调剂”人们学习其他各种汉碑过程中风格上所存在的偏失。大部分汉碑的风格特征都非常强烈,通过一段时间的学习,临习者大都能掌握它们的用笔和结体的特点,如:《礼器碑》用笔劲健,波磔起止分明,提按幅度较大;《曹全碑》则结体精严,笔画流媚。但是浸淫过深,这些特点不知不觉就会在笔下被过度地强调、夸张,形成凌厉的风格,日久容易产生所谓的“习气”。而《张迁碑》笔画质朴,结体方整,通过对它的学习,有助于消解其他汉碑书风中过度的凌厉之气,减少风格的偏失。又如习《石门颂》者,多较其宽博,而失于松散;习《衡方碑》者,多较其厚重,而失于闷滞。乃至习竹木简书墨迹,飘逸有余,而笔画扁薄,有失浑厚。凡此皆可通过学习《张迁碑》,获得不同程度的纠正。

  至于如何学习《张迁碑》,似无绝对的最优方法,庶几如清人李子仙所说“如鬼享祭,但吸其气,不食其质”即可。

  最后,再说一说《张迁碑》的碑阴与碑额。与许多汉碑一样,《张迁碑》碑阴同样记录了碑主的门生、故吏们的姓名和捐资刻碑的钱数,故而上面有许多重复的字。其碑阴的字体风格非常厚实而变化多端,如“故”“吏”“韦”“钱”“百”,每个字都写了数十遍,但相同的每个字风格上都存有一定之差异,学习者可以从中体悟到许多变换字形方面的启发。不无遗憾的是,故宫藏本和一些早期的《张迁碑》拓本都没有碑阴,可能是出于只重碑阳正文的缘故。但这可通过后来影印出版的本子得到弥补。至于《张迁碑》碑额,则是汉篆中之奇品。字体在篆隶之间,笔画瘦劲、结体盘曲绵密,当是所谓之署书。虽仅有寥寥两行十二字,然学习汉代篆书者若别具慧心,参鉴其他资料,或融会贯通,或亦可以名世。(王学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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