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付桂生

　　中国戏剧源远流长，以先秦的《诗经》《楚辞》为胚胎，经由汉唐的滑稽戏、大曲，直至宋元南戏、元杂剧，自此异军突起、日渐繁兴，逐渐发展演变为明代传奇、清代花部戏曲，蔚为大观。

　　在20世纪中国戏剧史研究的版图上，周贻白先生（1900年—1977年）是里程碑式的人物，在其之后的戏剧史学人无不受其沾溉滋养。他一生致力于中国戏剧史的研究，共有7部戏剧史著作问世。于1960年出版的《中国戏剧史长编》是在1953年《中国戏剧史》（全三册）基础上修订完成的，问世以来备受戏曲史学界关注，是业界公认的最能代表先生史学成就的著述。

　　2013年，笔者在中国传媒大学攻读硕士学位期间，有一门课程是《中国戏曲史研究方法》，由周华斌老师主讲，他向同学们推荐《中国戏剧史长编》，作为系统学习和了解戏剧史研究的思路和方法的重要参考。于此之后，《长编》便成为笔者戏剧史学习中不可或缺的参考书，写论文查资料时，总会翻阅此书，从中汲取养分，可谓常读常新。十余年过去了，结合自己学习戏剧史的心得，愈加感受到周贻白在治中国戏剧史中所采取的研究观念和研究方法，以及其观念和方法的生成过程，值得青年学人学习消化并转化到自己的研究工作中去。

　　治史观念

　　戏剧非奏之场上不为功

　　治史观念是研究戏剧史的总纲，正是不同戏剧史家在治史观念上的区别，促使其采取不同的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使得戏剧史的研究呈现出多种维度。任何学者的戏剧史观都有其产生的历史背景和独到的历史价值。后辈学人从事戏剧史学习和研究，首先都要明晰前辈学人的治史观念，并置身于历史语境中予以客观评价。中国历来重视史学研究，《史记》以降一流史学著述卷帙浩繁，而聚焦戏曲史领域的则显凋零。宋元以来戏曲研究者虽代不绝人，著述未有断续，只可惜由于正统思想的排斥，作为词余的戏曲，未能得到足够重视。直至20世纪初期现代意义上的中国戏剧史研究才得以发端，王国维、吴梅、齐如山等在戏剧史研究中有开山破土之功，三人不同戏剧史的观念成为戏剧史研究的三个重要维度，其后的周贻白则另辟新径，提出了戏剧史研究的新观念。

　　《宋元戏曲史》是现代戏剧史学研究的开山之作，王国维主张文学本体的戏剧观念，以文学进化论的观点，审视戏曲的历史演进，范围限定于宋元，明清以降的戏曲皆不入其法眼，致使其戏剧史的研究止步于断代史，甚为遗憾。同一时代的曲家吴梅，毕其一生专研曲学，将目光圈定在制曲、度曲、辨曲等范围内，自成一套理论体系，《中国戏曲概论》贯通宋元明清，朔流派，明正变，但由于其在观念上偏爱雅部昆曲，轻视花部诸戏，亦存偏狭之处。稍晚的齐如山注重戏曲场上演出，视野全面，较为全面地研究戏曲艺术，在一定程度上矫正前学观念之局限，但这位全才的理论家推崇京剧，热衷于辅佐梅兰芳，看重编演剧本和指导演出，轻视京剧之外的地方戏，亦有局限性。上述三位都是第一流的戏剧史学者，皆具备精深的研究功底，之所以没有完成一部全面系统、客观独到的戏曲全史著述，正是囿于个人治史观念的局限。

　　较之前三人出身，周贻白显然是“另类”。他曾搭戏班学湘剧、京剧，浪迹江湖，游走卖艺，还曾做过文明戏专业演员。没有接受过系统的大学教育的他，之所以能够独步于戏剧史学界，正是因为基于他全新的戏剧史学观念。他勤勉刻苦数十年如一日，打下了卓越的史学功底，练就了出色的研究才能，终使其位居20世纪不可或缺的戏剧史家之列。至今“戏剧非奏之场上不为功”这一注重戏曲综合性和表演性的治史观念，已经成为史学界共识。这种将案头与场上并重，将京昆与地方戏并举，“于文辞声律之外，兼及各代戏剧扮演情形”，高度重视戏曲演剧形态及演进变迁规律的史学观念，成为广为接受的戏曲史观念，影响深远。

　　《中国戏剧史长编》是一部承前启后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著作，如同一座桥梁连接了前后戏剧史研究的道路，对前代戏剧史研究偏狭之处予以矫偏，又对其后戏剧史研究观念起到了前瞻性的路标作用，可以说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戏剧史研究者无不从中获得启示，自觉延伸出新的研究方向。周贻白洞悉前人做史多是注重剧本编排、臧否文辞、陈述梗概，对于戏曲形态演进与嬗变的内在规律关照不足，他在长编的章节设定所使用的措辞中表达了这一点：中国戏剧的“胚胎”、中国戏剧的“形成”、明代戏剧的“演进”、清代戏剧的“转变”，他在历史演进的脉络中择取重要形态进行深究；章节如宋元南戏、元代杂剧、明代传奇、皮黄剧，又兼顾了断代史的研究内容。这种研究观念立足于戏曲演进规律，以整体观视野审视戏曲，使其能全面关照戏曲，能发掘出潜在的问题。例如，20世纪前叶，钱南扬、冯沅君、赵景深等人对南戏研究的资料收集和专门研究工作已见雏形，周贻白意识到“湮没无闻”的南戏绝不在杂剧之下，而有着不可忽视的历史地位，因而设专章研究辨其源流、述其形态，进而确立了南戏的戏剧地位。20世纪初期占据戏曲舞台的主流剧种是皮黄，乱弹的崛起实则是戏曲发展史上的重要转向，他意识到花雅之变是戏曲发展的内部规律，“皮黄诸腔的并起，是明清两代戏剧发达的结果”，予以平等看待，展开融通研究，开辟专章论述。此外，另作论文《皮黄剧的变质换形》予以补充，延展出对地方戏的系列研究，湘剧、汉剧、闽剧、楚剧、川剧、柳子戏等都有专文论述。

　　一个戏剧史家的观念并非一成不变，需善于兼收新的观念。周贻白戏剧史观念有其一以贯之的观点，也有对新中国建立后新的艺术观念的接受和融通。他重视场上艺术，长期关注戏曲表演形态演进，意识到声腔演进和分化变形对剧种产生了关键性影响。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化，他提出了声腔三大源流，开启了声腔史研究的新页。另一方面，他注重观念的更新，20世纪50年代主动接受了马列主义社会发展史观，逐步采取宫廷与民间的维度来重新建构戏剧史，《中国戏曲发展史纲要》就是在此观念推动下产生的又一重要史著。

　　治史方法

　　明其本源、识其源流

　　卓越的史学家必然具有独特的治史之方法，观念的实现依托的是扎实科学的研究方法。20世纪中国戏剧史的研究不仅观念纷呈，治史之独到也值得学习。在1953年刊版的《中国戏剧史》中《自序》中，周贻白言及他对史料的重视，“每获一新证，辄牵连数节，重加改写，务使明其本源，识其流变。”在长编中，他又多次提及“穷其流变”“必究来源”“俾识来源”，在庞杂零散的史料中，发掘发现有价值的信息，通过多种证据的互证，搞清楚戏曲演进与嬗变的历史面貌和内在规律，是周贻白研究最为称道的地方，也是治史方法中尤为突出的地方。如他对南戏价值的重估与发现，正得益于对琐碎资料的发现。1929年至1934年间，他在福建泉州教书为业，工作之余翻阅《泉州府志》，查访当地民间艺人，抄录南曲曲谱，并从泉州开元寺里飞天乐伎雕梁的乐器和表演形态中得到启示，如此相关证据链条，使他得以确认南戏的源流，并在此基础上由古溯今使之连通，从而确认了南戏的历史地位。由此启示后代学者，开拓出古老南戏与福建莆仙戏、梨园戏等当代剧种的关联性研究。

　　20世纪是戏曲史学科初建的时期，清晰地梳理出一条历史线索和结构框架，绘制出一幅明朗的戏曲图景，绝非易事，需要多种、多元的材料予以支撑，这也是周贻白在后期治史方面较为看重的地方。由于戏曲在中国文化历史的书写中处于边缘位置，官方文献史料的记载内容粗简，加之戏曲长期在民间自由演进，必须将书本中“死”文献与民间“活”演出相结合，并予以互证。较于前辈史家，周贻白非常重视戏曲文物资料的使用，从图像中辨析戏剧的历史信息和形态特征，诸如戏楼、剧场、壁画、年画等，都成为其戏剧史研究的内容，多种证据互证，以便准确还原历史。像山西赵城县霍山广胜寺的元代戏剧壁画、山西洪赵县道觉乡明应王庙壁画《大行散乐忠都秀在此作场》《清乾隆时安南王阮惠遣侄光显入觐宴热河行宫福寿园之清音楼戏剧图》等当时考古新发现的文物资料在长编中成为重要佐证史料。余后，他又完成了《南宋杂剧的舞台人物形象》《侯马董氏墓中五个砖俑的研究》等论文，开启了此后戏曲文物研究热潮的先声。

　　站在民族戏曲立场，以民族文化自信的视角，通过中西戏剧比较的研究方法，确立戏曲在世界艺术中的独特地位和文化价值，也是周贻白研究方法的突出特点。20世纪初期是“西学东渐”的特殊历史时期，大量西方文艺理论涌入国内，推进了戏曲学术研究的现代化进程。在这股潮流中，周贻白的学术眼光没有局限于传统戏剧观念中，“在他的青年时代，新文化运动的理论与实践更使他具备了学贯中西的广博的文化和戏剧底蕴。”（周华斌《〈周贻白与20世纪中国戏剧学〉序》，丁明拥《周贻白与20世纪中国戏剧学》，中国文联出版社）在《中国戏剧史》《中国戏剧史略》《中国剧场史》等史著中，都有不少篇幅涉及中西戏剧比较，转至长编中则大为缩减篇幅，中西比较的内容虽然简略，但在要害处总要点染数句，以作提示，甚为得当。

　　简言之，《中国戏剧史长编》是一部体量宏富、内容厚重、史料翔实的戏剧史学巨作。为写这篇文章，笔者在工作之余，用一个月时间重读了长编，又有不少新的收获，这使我更加坚信，对于青年戏剧学人而言，这绝不是一部容易上手阅读的著作，而需要拿出专门时间进行精读，且需慢慢消化。

　　（作者系清华大学艺术教育中心青年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