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肖　瀚

　　在博弈论和行为经济学兴起之前，经济学总是爱用“理性人”代指经济社会中抽象出来的人的行为方式，好像任何人做任何事，事前都经过了周密的计算，从而以最小的代价获得最大的利益。

　　谢天谢地，这只是个假说。否则，人生可能会因为缺乏惊喜而变得苍白无趣。

　　事实上，我们的情感与理性共同作用，相辅相成，二者根本不可分割。在很多情况下，靠情感和直觉作出的决定一点也不比深思熟虑后的决定差。

　　这也是《狡猾的情感：为何愤怒、嫉妒、偏见让我们的决策更理性》这本书的核心观点。本书作者、博弈论学者和行为经济学家，来自以色列的埃亚尔·温特认为：“情感并非进化过程中久远的原始时期遗留下来的残余，而是一种有效、复杂的工具，可以平衡和补充我们理性的一面。归根结底，拥有优势的是多情善思之人，而非万事寄望于思之人。”

　　试想，我正站在山顶，趴在栏杆上远眺。突然间，那细细的栏杆——防止我坠入深渊的唯一保护，晃了起来。刹那间，我感到了强烈的恐惧，立刻跳离栏杆，恐惧很可能救了我一命。如果栏杆晃动时，我没有感到恐惧，即情感没有发生作用，我很可能会继续把身子探出去，万一栏杆真散架了，我就会摔死在悬崖下。进一步设想，如果我不仅没有受到情感左右，而且用理性决策，比如计算栏杆承受的体重上限、悬崖高度和从悬崖上摔下的后果，很可能还没来得及算明白，就已经命丧崖底。

　　从这样一个假设出发，作者得到结论：情感机制反应迅速，效率要千万倍于理性机制“慢条斯理的审时度势”。

　　也许会有人不服气，在决定生死的瞬间，自然效率第一，但这毕竟只是少数情况。在现代社会的更多情况下，决策效率并不是最重要的，充分考虑并理性分析事物的每一个侧面而后作出最优决策，才是更智慧的选择。对此，作者的评价是，对，但不全对。

　　以行为经济学中一个著名的概念“我不会中枪综合征”为例。其实验过程极其简单：划定一个群组，让群组中的每位成员评价一下自己某项技能的水平，比如驾驶或者烹饪。而后，更换技能种类，再次提问。反复验证的结果惊人的一致，绝大多数人都认为自己天赋异禀，各项技能均高于平均水平。

　　站在概率学的角度看，这个结论是不成立的，因为大部分人都技能高超的衍生推论是推高平均水平，最终使得一部分不那么优秀的人掉到平均线以下。更靠谱的结论是，在现实生活中，大部分人都表现出了一定的自负倾向。

　　这不正是情感不利于决策的铁证吗？非也。从社会演进的角度看，人类情感的变化速度其实是非常快的。如果自负于人类无益，人类会通过公序良俗等软规则迅速调低对自负的评价，造成自负情绪的“社会性死亡”。之所以直到今天我们依旧没有摒弃它，正说明“适度的自负”是有益的。

　　首先，适度自负的作用有点类似于孔雀的尾屏。孔雀尾屏对于单只孔雀的生存其实并无意义，不仅如此，大而沉重的尾屏还是个累赘，增加了雄孔雀逃离危险的难度。但也恰恰是因为拖着尾屏存活难度系数更高，尾屏反倒成了生存能力更强的证明，使得拥有超大尾屏的雄孔雀在雌孔雀面前更有魅力，因而也容易繁衍出更多后代。适度自负也是同样的道理。它可以提升我们的自信程度，进而让自己表现出超乎实际的价值，以增强我们的社会竞争力。这也是很多人能够在重要场合超常发挥的原因所在。

　　其次，在面对竞争时，适度自负能为个人带来优势。因为这种发自内心的自信更容易感染他人，进而影响他人的决策。很多成功企业家身上都有明显的自负特质，即便只在脑海中萌生了一个想法，也敢于在投资人面前侃侃而谈，而且还经常能说服投资人拿出真金白银来投资。

　　最后，适度自负能够促进行动。假设有两名员工，一位有点自负，一位非常谦卑。面对一个极为困难的项目时，自负的员工会因为觉得自己无所不能而迅速行动起来，即便遇到困难也不会气馁；而谦卑的员工则会综合分析所有潜在的有利条件和不利条件，在反复思索中逐渐失去信心。然后，猜猜谁的赢面更大？

　　1989年发表的一项大规模精神病学研究也佐证了以上结论。该研究对比了心理健康人群与临床抑郁症患者两个组别，结论是，抑郁症患者因为看待事物更加悲观，反而能做出更接近真相的预测。可是，抑郁症虽然能让人“看清”现实，却没能给人带来更大的生存优势，反倒是沉溺于美好幻想中的人快乐而积极地过着小日子。

　　当然，聪明的读者应该已经发现了，在这一系列分析中，关键词除了自负，还有适度。这也是博弈论和行为经济学研究的重点。

　　所谓适度，就是不能任由情绪信马由缰，理性必须要发挥作用，在关键的时候拉住缰绳。

　　过去20年间，关于情感研究的浪潮席卷经济学界。以前，情感主要是心理学、社会学和哲学的研究课题，经济学只是理性的天下。但如今，理性研究与情感研究都成了经济学者经常涉猎的研究课题。

　　比如，博弈论本质上就是有关交互决策的研究，行为经济学本质上是理性人与感性人的博弈。说情感对于二者不可或缺，是因为人是社会性动物，会与他人及环境产生相互作用。如果不关注情感，不仅心理学、社会学的根基不存在了，“理性”的经济学也会失之于片面。

　　应该说，情感既是影响我们决策的因素，也是协助我们决策的机制。从这个意义上讲，情感研究与理性研究同样重要。通过情感研究了解自己、理解世界，进而通过理性制衡下的情感控制弥合分歧、加强合作，认识到这一点在今天这个已经呈现出割裂趋势的社会中意义尤其重大。

　　或许正如本书的英文版标题《FEELING SMART》中“SMART”一词的本义，情感既可以是“狡猾”的，也可以是“聪明”的，用不好弊大于利，用得好便是大智慧。（肖　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