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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夏安
几日暴雨,让京津冀等地遭受严重水害,尤其是处于太行山脚下的河北涿州。涿州市有上百家图书仓库,北京作为文化中心,最重要的图书周转发货多在涿州完成。随大水而来,多家图书仓库被淹,成千上万的图书在污水中变为废纸,数十年的积累毁于一旦。
这次被淹的图书中有不少珍贵的绝版书籍和具有学术价值的小众图书。造成的不仅是经济损失,在精神层面,书籍中记载的知识无法被传播,很多书籍就此绝版,一些图书公司就此转行不再生产,对图书行业生态的打击会间接造成对知识传播的破坏。这也同时显示出图书作为知识、思想的重要载体,有其脆弱、易损坏和不稳定的一面。
知识的传承使人类一步一步走到了今天,从石刻壁画到竹简碑文,再到后来的纸质书籍以及互联网数据,知识在积累中打造人类生活的基础。但知识也是可被攻击、可被操纵的,正因为人们知道知识的力量,了解知识的力量,就越是恐惧这种力量会控制不住。从知识垄断到人们对人工智能的普遍担忧,都建立在对知识力量的认识上。在人类历史上,从没有停断过对知识的攻击。
有人攻击就有人保护,知识的保存从来都是一项艰苦的斗争。古代中国有“焚书坑儒”,英格兰有宗教改革运动对修道院藏书的打击,德国则有纳粹开展的焚烧犹太典籍的行动。就如同海涅的那句名言:“哪里有人放火烧书,最后就会有人放火烧人。”对于知识的破坏和保护也是人类发展史上不可忽视的一个面向。英国牛津大学博德利图书馆馆长理查德·奥文登,以一本《焚书:知识的受难史》向人们介绍了从泥板到云数据储存时代的知识受难史,并且深入人类历史探讨知识保存的现状及其对社会产生的影响。
在一些涿州图书库房被淹的视频下有很多网友在讨论,纸质书这种形式不便于图书保存,并质疑如果将纸质内容都转换成云数据,是否更便于保存和传播?这个问题也是作者书中的一个重要议题,在谈到知识的现在进行时,不得不说到互联网信息以及云数据的保存与保护问题。
作者作为资深的图书馆馆长,对于数字信息出现之前的时代,已经建立了一套极为完善的保存其馆藏的策略:纸。这些机构会让读者一起承担保存馆藏的责任,比如直到今天,所有第一次使用博德利图书馆的人都必须宣誓“不将任何火种带入图书馆,不在馆内点火”,这个传统已经保留了400多年。稳定的温度,相对的湿度,水灾和火灾的高度防范,以及在书架上的合理摆放是保存策略的核心。
数字信息并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那样稳定,这就需要采取更加积极主动的方法,这不仅仅是对技术本身的要求,更是对于信息整理以及与人交互的高要求。现在的数字信息既包括现有的书籍、手稿、图像、实物、景物的数字化形式,也包含一开始就以数字形式创造的材料,比如电子邮件、文字处理文件、电子表格、数字图像、数据分析、聊天记录等。
美国学者约翰·奈斯比特早在1982年出版的《大趋势》一书中就指出:“我们被大量信息淹没,却极度缺乏知识”。信息过剩导致人们对信息的理解已经远远跟不上信息更新的速度,我们可以容易地创造知识,利用复制文本、图像和其他形式记录信息储存信息,将每个人的生活整合成个人的历史信息,可以选择分享或者自己保存,这种形式在现在社会下,不光可行,且成本非常之低。
然而,数字信息相比纸质信息,有其特殊的脆弱性。数字信息既容易受到无意的破坏,也容易遭受蓄意的攻击。我们日常互动创造的知识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是无形的,但它却可以被商业和政治利益操纵,对个人和社会造成不利,甚至个人也可以窃取操纵,比如个人信息的泄露与人肉搜索。
图书馆和档案馆的数字化面临着一个新挑战——能够整合数据创造搜索策略的公司往往就是那么几个大型公司,公司的实力、资产都很强大,以至于文化记忆的未来不知不觉中掌握到了他们手里。他们收集、整理、汇总所有人创造的知识,我们现在仅把这些知识称为数据。这些数据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这些大型公司、付费的商家,拥有访问权甚至有些还拥有篡改数据的能力。他们利用数据以不同方式操纵我们的行为,试图解读我们的购买行为、行动轨迹、观看习惯、健康数据等等,这些被我们日常所忽视的,正是在新时代下的文化塑造和历史记录,我们每个人都是塑造的个体,既是参与者又是使用者。
数字时代安全性让人存疑,我们很难像保存物质一样信任网络云储存。一些珍贵的资料需要多重备份且互相比较,这让网络的便捷性大打折扣。笔者曾经在网络上搜寻古籍,根据不同的搜索结果得到了不同的文本,不同文本在网络上均大肆流传,非专业人士不太好甄别,甚至有些文本被搜索平台直接删除,最后还是到图书馆查阅比对,才确定哪种文本是正确的。可见这些数据一旦被误改或者篡改,在互联网上以讹传讹的副本量成倍数增长,最后使得查询者真假难辨,仍需依赖更权威的纸质材料定夺真伪。
书中举了很多对于知识的暴力行为,可见不管东西方,知识都遭受了各种苦难。古代的知识难点在于留存资料少,需要根据现有材料推敲再发掘,别有用心者通过对少数知识的垄断而到达自己的目的;而现代的知识难点在于资料非常多,尤其是数字信息时代,个人的表达与记录充斥着我们周遭,辨别与整理成为难点,归纳与深入成了少数人的课题,这些难点与课题形成了新的垄断,并且极易篡改的内容也在逐渐修改我们的记忆。在这一点上,作者对现当代知识保存提出了一个根本原则:知识的保存的根本不是关于过去,而是关于未来。(夏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