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巽达

　　这几天我被锁定在央视八套了——为了第一时间收看王家卫导演的首部电视剧《繁花》，晚上7:30看普通话版，第二天下午2:30又看沪语版。两个版本比较下来，上海人或吴语地区的观众看沪语版《繁花》，遇到一些方言梗，便心领神会，往往不禁莞尔。可是普通话版本里，很多语境下，味道尽失。

　　单说马伊琍饰演的玲子一角，她操一口流利的市井沪语，将上海女人的精明神韵表现得淋漓尽致，故将角色演绎得惟妙惟肖。而在普通话版本里，她的肢体语言与口头语言明显不协调，表演显得装腔作势。这样的差异并非因为演员表演太夸张，而是不同的语言演绎出来的调调相差甚远。假如以普通话版本来评判演员的优劣，很可能有失公正。

　　沪语中很多称呼或口语是不能随意转换的，比如那个至关重要的“爷叔”，即便在普通话版本里，我觉得还是有保留上海话读音的必要。即便是普通话版本，也并不是所有的方言都得“转正”，有的地方可以留着。我们看很多港片里，老上海在粤语语境里操着沪语，一下子就把人物特征凸显出来了——有字幕的补偿功能，也并不违和。

　　除了“爷叔”，还有那个著名的“不响”。在普通话版本里听到这个“不响”，一点也不觉得有啥魅力，方言读出来完全不是那么回事，“不和勿”，说出来完全两种味道，不可同日而语。

　　当然，我很理解导演和制片的苦衷，巨大的投资当然要斩获巨大的观众群，方言影视剧很难最大限度地覆盖到绝大部分观众，做适当的委曲求全情有可原。不过就艺术魅力而言，“通吃”往往不如“专吃”，《繁花》就像电影《爱情神话》一样，它最适配的就是沪语，没有别的更佳选择。

　　胡适在《<海上花列传>序》（1930）讲过一段精辟的话：“方言的文学所以可贵，正因为方言最能表现人的神理。通俗的白话固然远胜于古文，但是终不如方言表现说话人的神情口气。古文里面的人物是死人，通俗官话里面的人物是做作不自然的活人，方言土语里面的人物是自然流露的人。”这些话套在《繁花》里也是非常适用的——“通俗官话里面的人物是做作不自然的活人，方言土语里面的人物是自然流露的人。”侬看一干上海演员，一旦用上海话表演，立马神采飞扬，活里活络，成为“自然流露的人”。

　　刘半农先生也说过类似的话：“如用乙种语言去翻译甲种语言，则地域神味完全错乱，语言的功能，就至少也损失了十分之三四了。”请注意“地域神味”的说法，这是非常值得探讨的文化课题。无论是沪语版话剧《繁花》，还是陕话版话剧《白鹿原》，或是更早的京话版话剧《茶馆》，之所以广受好评，重要的因素就是方言。由于剧中人物和生活限定在特定区域，如果抽去了最重要的方言，就会将“地域神味”流失殆尽——即便不是殆尽，也稀释得差不多了。

　　商业价值有时与艺术价值并不同步，我们理解制作者想实现“观众最大化”和“商业最大化”的动机，但是不必因这个“理解”而对自己的观感三缄其口。世上很少有两全其美的事，但探索两全其美的可能，需要诸多有识之士的参与。

　　最后说几句题外话：有些观众对王家卫的“夸张镜头”不太感冒，认为把大上海拍得不真实了，仿佛不是置身于当年的上海。我倒不以为然，王家卫把大上海拍得腔势浓得不得了，让熟悉的上海变得陌生化，这不但将他的艺术强项发挥得恰到好处，也凸显了影视艺术的“神造”功能。各式各样的饭局，叽叽喳喳的人物，倘若这一地鸡毛用自然主义风格来拍摄，那其中的神韵便会大打折扣。如今的电视剧《繁花》，几乎“再造”了一个《繁花》，将原著中絮絮叨叨的散文随笔式笔法，化身为具有鲜明人物性格和故事的“剧”，简直是乾坤大转移。这是具有上海情结的王家卫导演的才华大迸发，对于这种大手笔，我的评价甚高！（刘巽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