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曹明升

　　宋代至今，有关陶渊明的研究成果可谓汗牛充栋，纵览其间，路径大致有二：一是偏重考据，通过文献工作来扫清陶渊明研究的障碍；一是偏重阐释，从各个角度来揭示陶渊明的各种特质。这两种路径在推动陶渊明研究的同时也存在不足：前者始终在做外围工作，很少走进诗人内心；后者看似直面诗人，但想用一两个关键词来涵盖诗人的思想世界，难免会以偏概全。所以鲁迅先生提出，能否“用别一种看法”来研究陶渊明，使其成为“一个和旧说不同的人物”。近期中华书局出版了顾农先生的新著《归去来：不一样的陶渊明》（下文简称《归去来》），就展示出了一个和旧说颇有不同的陶渊明。

　　《归去来》先在引言里勾勒出旧说中的陶渊明形象——东晋王朝的遗民、政治道德的标兵。这是一部分人阐释的结果，却又成为另一部分人研究的起点，如此一来，陶渊明研究就变成了对这位政治正确的道德标兵的顶礼膜拜。《归去来》做的主要工作，就是将诗人请下神坛，回归人间。

　　《归去来》复原了在人间的陶渊明：断断续续做过一些小官，他当官的目的主要在于经济收入而不包含多少高远的政治宏图。这似乎有点平庸，但陶渊明在看重经济收入的同时更看重自由和尊严，当两者发生冲突时，他宁可放弃收入，这又是他不平庸的地方。最后一次做官是得到族叔陶夔的热心帮助，出任彭泽令，但由于不肯束带见督邮，就以奔妹丧为由，挂冠而去，彻底归隐。后人对此议论纷纷，其中一个影响很大的说法是认为陶渊明预感要改朝换代，他不满晋祚被替换，便愤而归隐。《归去来》不赞同这种“忠愤说”，因为陶渊明于义熙元年（405）归隐，离刘宋代晋的永初元年（420）还有15年的时间，一个底层的小官员未必有长镜头的历史望远镜，能看得如此深远吧。

　　《归去来》在涵读陶渊明所有作品后指出，他归隐的根本原因就是“质性自然”，不能适应官场的种种；近因则是彭泽令这份差事本就是计划外的，恰有见督邮、奔妹丧等事情发生，便借机行事，抓紧去实现自己的“园田梦”。这样一来，笼罩在陶渊明头上的“忠臣”“遗民”等光环就不见了，但诗人的面庞却更清晰了。

　　辞官彭泽令以后，陶渊明没有躲进深山去隐居，而是“结庐在人境”，将归隐之志隐蔽于家常平淡之中。他在老家农村每日读书饮酒，也会外出访友，高兴起来还干点锄草一类的农活。后来陶渊明经历了一场火灾，经济状况很受影响，不少农活非亲力亲为不可，而且也得计较收成，不能一味高谈审美了。从陶渊明隐居生活的变化中，《归去来》觉察到了诗人的思想在转变：从崇拜儒家经典转而认同当年批评孔子的躬耕隐士。这说明陶渊明真正融入了农村生活，这在古代士大夫中非常难得。没有这种变化，就没有后人看到的那个伟大的陶渊明；指出这种变化，也正是《归去来》的深刻之处。

　　《归去来》为我们还原了一个活在人间的陶渊明，随之而来的问题是：走下神坛的陶渊明，意义在哪里？首先，我们打开一下视野：由于人生短暂，人类一直有深重的生命焦虑；尤其当生命没有归属时，焦虑感会更强烈。如何解脱？至少从《古诗十九首》开始，就提出了亲情友情、及时行乐、追求功名这三种途径。但到阮籍的《咏怀》诗又否定了这些途径，他告诉人们：生命本就是缺失的、孤独的，那些解脱的途径都是虚幻的。因此，如何排解生命的焦虑便又成为一个大问题。陶渊明的重要意义就在于，他以自在自如、不惧死亡的生命状态重新为人们开辟了一条摆脱焦虑的途径，这是一种符合生命本质、而且自己就可以满足自己的途径。可是陶渊明被架上神坛以后，这种意义就被“孤臣孽子”的光环给掩盖了；《归去来》给诗人祛魅，这种人生意义才又重新得到彰显。这对当下生活在焦虑中的人们颇有启示。

　　其次，作为诗人，陶渊明的意义当然在于创作。《归去来》认为陶渊明在诗歌创作上的意义主要表现为革新题材与改换笔墨。说起陶渊明对诗歌题材的革新，多会想到他在诗中引入了田园生活。《归去来》则进一步指出，陶渊明还改造了赠答诗、咏史诗和玄言诗，令这些诗歌的面貌焕然一新。例如赠答诗，古已有之，但逐渐流于应酬，失去了文学的价值。陶渊明写赠答诗一般不说彼此间的细节，而以抒发自己的情愫和感慨为主，成为一种新的抒情模式。就如《归去来》指出的那样：“赠答在他只是一枚钉子，各种内容都可以挂在下面。”至于改换笔墨，是指陶渊明采用平淡自然、相对散文化的句子来写诗，像“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这样的诗句，近乎口语，但耐人回味。《归去来》对此大加赞赏：“他好像也没有费什么大劲，不过缓缓道来，丝毫没有苦吟的意思。这些其实都是炉火纯青的表现。”对陶诗语言的赞赏，代不乏人，《归去来》的厉害之处是将这种语言精髓落实到了学术写作之中——娓娓道来，举重若轻。像这样给读者以舒畅、温暖的阅读体验的学术著作，着实不多。所以语言上的功力与革新，既是陶渊明的文学贡献，也是《归去来》的一大特点。

　　最后总结一下《归去来》的学术路径。作者在偏重考据与偏重阐释之外走出了第三条路径——吃透诗歌，适度阐释。这种路径要求作者对诗人作品作出全面解读，所有阐释必须在诗歌中找到依据，这样能够有效拒绝对文本的过度阐释。例如《责子》诗，陶渊明说自己“虽有五男儿，总不好纸笔”，只能以“天运苟如此，且进杯中物”来自慰。迷信“忠愤”者却认为，晋宋易代后陶渊明不仅自己不愿出仕，也不愿意儿子们出仕，所以表面“责子”，实则在表明自己的政治态度。《归去来》根据诗中所写，推断此诗大约作于义熙二年（406），此时几个孩子都未成年，诗人只是在谈自己的教育思想，与十几年后的晋宋易代无关。认为诗人通过“责子”来不让他们出仕，诗里诗外都找不到证据，属于典型的过度阐释。《归去来》坚持从诗歌出发，只作适度阐释，本质上是对诗人的尊重，对历史的尊重。

　　庄子曾问楚王使者，是愿意做在泥塘里曳尾的活乌龟，还是愿意做被供奉在宗庙里的死去的神龟？这个问题也可以拿来问陶渊明研究者：是将诗人还原为一个活生生的人呢，还是将他的骸骨供奉在政治与道德的神坛上？其实，这是文学史研究常常要面对的一个问题，因为很多研究者会神化自己的研究对象，不自觉地成为一群“骸骨迷恋者”。当《归去来》将诗人请下神坛时，不仅还原了一个在人间的陶渊明，更对文学史上经典作家的研究充满了启发意义。

　　（作者系扬州大学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