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始终是一棵刚强的参天大树

　　◎盛姗姗

　　很多人想了解父亲的各个方面：为什么他这样执着，怀着坚定的信念，走完他近一个世纪的人生历程？

　　我心里一直留着父亲临终时栩栩如生的回忆。当时，家人与朋友在父亲床边默默坐着，目不转睛地看着医疗仪屏幕上他心跳在慢慢变弱，可他仍然是清醒的，不愿意就这么离开我们。我附着他的耳朵，轻轻地说：爸爸，你要去见托尔斯泰和肖洛霍夫了，你可以和他们畅谈了……父亲眼睛眨了一下，表示听到了，这是他生命最后时刻的表达方式。

　　父亲离世前的两三年期间，医院发出了三次病危通知，他每次都奇迹般地挺了过来。医生说，他是实在舍不得离开你们，他的坚强意志战胜了病魔。而这一次，我痛苦万分地感到，父亲真的要离开我们了，而哥哥正在赶回来的路上，也许来不及了……父亲是1923年3月24日来到人间，2015年10月24日离开这个世界，活了整整九十二年七个月。

　　如今，我的父亲﹑翻译家草婴，离开人世已经八年了。

　　父亲经常教育我们，要抓紧时间、集中精力把一桩事业做好，为世界留下一点精神财富。父亲用他一生的精力和时间从事一个宏大工程，那就是翻译。他译完了托尔斯泰文集，又接近译完肖洛霍夫文集。

　　父亲在“文革”后就争分夺秒地工作，希望在有生之年多为炎黄子孙留下一些托尔斯泰和肖洛霍夫的译文，让他们体现人道主义的文学精品在中国流传。

　　父亲笔名草婴，是受白居易诗句的启发。他真的实现了他的笔名。父亲亲口对我说：“我是一棵小草，来到这个世界，就是要为世界增添一点绿色。”父亲首次发表译作《老人》，就使用这个笔名，那时他才19岁。然而，长期以来，在我的心目中，父亲始终是一棵刚强的参天大树，而我才是一棵柔弱的小草。

　　更令我佩服的，是父亲规划个人事业的眼光和气魄。特别在“文革”结束时，饱受磨难的父亲已53岁，而他已决心用25年的时间，把世界文豪托尔斯泰的全部小说译成中文。业内人士都知道，翻译托尔斯泰全部小说是十分浩大的任务。其实，父亲也非常清楚这一点，因而把规划做得精致而细密。那就是，首先把三大巨著“攻”下来，顺序是《安娜·卡列尼娜》《复活》及《战争与和平》，之后再“攻”托翁大量的中短篇。我在晚近才想明白其中的道理，父亲一开始就把自己的年龄﹑精力和健康状况考虑进去，他要和时间赛跑，要以最可靠的方式尽力而为，把托翁的整座文学丰碑选完美地迁移到中国来。

　　当父亲译完托翁小说全集的时候，我体会到他心想事成﹑如释重负的愉悦心情。人近老年的父亲开始攀登自己翻译事业的主峰，丝毫没有颐养天年的松懈心态。应当说，这也是父亲参天大树的一种风格吧？

　　2003年，父亲80岁。俄罗斯驻华大使罗高寿来函祝寿说：“您在我国受到深度尊敬，因为通过您的才华和勤劳，中国读者能认识托尔斯泰、肖洛霍夫的许多作品以及其他俄苏作家的杰作。”俄罗斯驻上海总领事柯富安也来函祝寿，祝词中说：“您是连接两个伟大邻国人民心灵感情的拱梁。您介绍了托尔斯泰、肖洛霍夫这样的世界大师作品。凭着您的才华，这些文学名著就不仅仅属于俄罗斯。我们相信，尊贵的中国读者也一定会注视两个朴素的意义深远的汉字：草婴。这两个汉字表现出难以估计的艰苦劳动、文化上的天赋以及对俄罗斯心灵的深刻理解。”

　　而我，也首次从心灵深处意识到，我的人生楷模不是其他什么伟人﹑名人，而就是取“草婴”为笔名﹑实为参天大树的亲生父亲！其根据是，他有儿女情长的家庭责任感，他有透析复杂时势的独到眼光，他有“咬定青山不放松”的事业心，尤其是他有从容﹑刚毅﹑哪怕面对灭顶之灾仍然强悍的男子汉风骨！

　　安息吧，亲爱的父亲！

　　（本文作者是草婴先生的小女儿）

　　桥梁和脊梁

　　◎赵丽宏

　　前几日，画家盛姗姗从美国写信来，约我为她的父亲草婴先生写一篇纪念文章。三十多年前，我刚从大学毕业，分在《萌芽》当编辑，盛姗姗是《萌芽》的美术编辑，我和她有过一段同事的经历。当时就知道盛姗姗是翻译家草婴的女儿，也知道她在父亲的指导下学习英文，准备去美国留学。

　　盛姗姗从未和我说起过她的父亲，但草婴这两字，在我心里是个响亮的名字。因为，从小学时代开始，我就读过他翻译的苏俄小说，他翻译的巨著《顿河故事》和《新垦地》，让中国人认识了肖洛霍夫。草婴的名字，和那些名声赫赫的苏俄大作家连在一起，莱蒙托夫﹑托尔斯泰﹑巴甫连科﹑卡塔耶夫和尼古拉耶娃……在中国的俄罗斯文学翻译家中，他是坚持时间最长、译作最丰富的一位。

　　我在《萌芽》当编辑的时候，听说草婴准备把托尔斯泰的所有作品全部翻译过来，心里有点吃惊。这是一个何等巨大的工程，完成它需要怎样的毅力和耐心。托尔斯泰的长篇小说，在草婴翻译之前，早已有了多种译本。然而托尔斯泰小说的很多中译本，并非直接译自俄文，而是从英译本转译过来的。经过几次转译，便可能失去了原作的韵味。草婴要以一己之力，根据俄文原作重新翻译托翁所有的小说，让中国读者能读到原汁原味的托尔斯泰，这是一个极有勇气和魄力的决定，他将为此一个人在书房里付出无数个日日夜夜的辛劳。

　　此后的岁月，不管窗外的世界发生多大的变化，草婴先生一直安坐他的书房里，专注地从事他的翻译工作，把托尔斯泰浩如烟海的文字，一字字，一句句，一篇篇，一部部，全都优雅而准确地翻译成中文。苏俄的另一位文学大家肖洛霍夫的作品，也大多被他翻译成中文。草婴先生曾经说，如果不是“文革”的十年浩劫，他也来得及把肖氏的作品全部翻译过来。然而，人生有几个“十年”可以被一场灾难耽误！

　　我和草婴先生交往不多，有时在公开场合偶尔遇到，也没有机会向他表达我的敬意。但这种敬意，在我读他翻译的托尔斯泰作品时与日俱增。2007年夏天，原《世界文学》主编、翻译家高莽在上海图书馆办画展。高莽先生是我和草婴先生共同的朋友，他请我和草婴先生为他的画展开幕式当嘉宾。那天下午，草婴先生由夫人陪着来了，在画展开幕式上，草婴先生站在图书馆大厅里，面对着读者慢条斯理地谈高莽的翻译成就，谈高莽的为人，也赞美了高莽为几代作家的绘画造像。他那种认真诚恳的态度，令人感动，也让我感受他对友情的珍重。

　　在参观高莽的画作时，有一个中年女士手里拿着一本书走到草婴身边，悄悄地对他说：“草婴老师，谢谢您为我们翻译托尔斯泰！”她手中的书是草婴翻译的《复活》。草婴为这位读者签了名，微笑着说了一声谢谢。高莽先生在一边笑着说：“你看，读者今天是冲着你来的。大家爱读你翻译的书。”

　　那天画展结束后，高莽先生邀请我到下榻的上图宾馆喝茶，一边说话，一边为我画一幅速写。高莽告诉我，他佩服草婴，佩服他的毅力，也佩服他作为一个翻译家的认真和严谨。能把托尔斯泰所有的作品都转译成另外一种文字，全世界除了草婴没有第二人。

　　高莽曾和草婴交流过翻译的经验，草婴介绍了他的“六步翻译法”。草婴说，托尔斯泰写《战争与和平》用了六年时间，修改了七遍，要翻译这部伟大的杰作，不反复阅读原作怎么行？起码要读十遍二十遍！翻译的过程，也是探寻真相的过程，为小说中的一句话，一个细节，他会查阅无数外文资料，请教各种工具书。有些翻译家能以自己习惯的语言转译外文，把不同作家的作品翻译得如出自一人之笔，草婴不屑于这样的翻译。他力求译出原作的神韵，这是一个精心琢磨、千锤百炼的过程。其中的艰辛和甘苦，只有从事翻译的人才能体会。高莽对草婴的钦佩发自内心，他说，读草婴的译文，就像读托尔斯泰的原文。作为俄文翻译同行，这也许是至高无上的赞誉了。

　　草婴先生清瘦矮小，待人谦虚温和，生前从未听他高声说话，是典型的文弱书生形象。然而作为翻译家，草婴先生可谓一个巨人。写这篇短文时，我的心里很自然涌出两个词，一个词是桥梁，另一个词是脊梁。

　　桥梁，对草婴先生是一个被人说得很多的词汇，他的翻译，在托尔斯泰和中国读者之间，在俄罗斯文学和中国文学之间，架起了一座恢宏坚实的桥梁。感谢草婴先生，向中国读者展现了一个完整真实的托尔斯泰。

　　脊梁，也是一个合适的比喻。草婴先生很谦虚，把自己比作一棵小草，以文学翻译为世界添绿。但草婴先生的精神和品格，当之无愧是中国知识分子的脊梁。身处动荡艰困的时代，历经人世的曲折沧桑，他始终没有停止对俄罗斯文学的翻译，也没有放弃对理想信念的坚持。在人妖混淆、是非颠倒的时刻，他保持着清醒。我读了盛姗姗寄来的怀念父亲的文章，其中的很多情景让人落泪，草婴经受的苦难，常人难以想象，但他一生都挺直了脊梁做人，从不低下高贵的头。

　　桥梁，脊梁，我把这两个词敬献给远去天国的草婴先生。

　　（本文作者赵丽宏为上海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国散文学会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