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项 静

　　有人说，在海量的文艺供给面前，慢工出细活的打磨似乎“过时”了。事实上，时代的确在为今天的文艺创作提供前所未有的便捷条件，但通往精品力作道路的艰辛并未改变。

　　伴随作家毕飞宇的长篇小说新作问世，一则有关“纸巾合同”的轶事在文学界传播开来。

　　那还是早在2015年的一次聚会上，《收获》主编程永新当面向毕飞宇约稿。毕飞宇继2008年《推拿》之后，多年未有长篇发表，但朋友都清楚，他在“憋”一个新作品。饭桌上，毕飞宇允诺会把新长篇给《收获》。程永新当即抽出一张餐巾纸，让毕飞宇在上面签下了约定。

　　一直到8年之后，毕飞宇新长篇如约首发于《收获》杂志2023年第3期，程永新才在朋友圈晒出了这张保存完好的“纸巾合同”。

　　8年之约的背后，是作家的“较劲”，也是编辑对于这种“较劲”的信任与耐心。毕飞宇在创作过程中遭遇瓶颈，几次想放弃，甚至把十几万字的小说直接从电脑里删掉，推翻重来。前前后后写了100多万字，最后发表时20余万字。在这个过程中，编辑程永新一次也没有催过。“不用催，他一定会和自己较劲的，不满意的作业他是不会交出来的。”这种信任本身也是对艺术创作规律的尊重。

　　文艺创作是艰辛的创造性劳动。文学作品作为写作者生活经验、思想认知和审美观念厚积薄发的产物，需要反复酝酿、反复打磨，很难依靠灵感一蹴而就。汪曾祺的名作《受戒》《异秉》《职业》都有不断修改的痕迹。短短2000多字的《职业》，初稿上世纪40年代完成于昆明，后来的40年时间里，作家又先后4次重写。汪曾祺说：“为什么要重写？因为我还没有挖掘到这个生活片段的更深、更广的意义。”改定后的小说开头，从文林街各种叫卖声写起，不同的叫卖声背后是不同的生活、不同的人生，言简意赅地写出了叫卖声里层层叠叠的中国社会，极见功力。由这个细节就可看出，在修改和重新创作的过程中，作家融入了更多历史、阅历和人生况味。

　　特别是对具有一定社会影响力的作家来说，一部新作既是跟自己的对话，要能区别或者超越之前的创作，也是跟同时代创作者的对话，要能让自己的作品具有独特辨识度。打磨之难，可想而知。

　　近年来，国内图书市场每年都有数千部原创长篇小说出版。据《2022中国网络文学蓝皮书》统计，2022年，网络平台新增网络文学作品300多万部。如此庞大的数量体现了文学创作生产的活跃程度，也对创作者和编辑的定力与耐心形成巨大考验。

　　有人说，在海量的文艺供给面前，慢工出细活的打磨似乎“过时”了。也有人说，像柳青那样为写《创业史》在皇甫村生活14年，像路遥那样为创作《平凡的世界》阅读近百部长篇小说、前后近10年的报纸以及其他相关书籍，已经“不合时宜”了。事实上，时代的确在为今天的文艺创作提供前所未有的便捷条件，但通往精品力作道路的艰辛并未改变。

　　作家徐怀中在90岁高龄时凭借《牵风记》获得第十届茅盾文学奖。早在上世纪60年代，他就写过《牵风记》的雏形，将近20万字，因为不满意而将其付之一炬。对此徐怀中并不后悔，“如果当时匆匆忙忙把书出了，也就不会重改一次，我也只会为这部长篇小说成色平平而羞愧，痛感自己留下的遗憾无法补救。”获得第十一届茅盾文学奖的长篇小说《宝水》，讲述的是一个小山村一年里的变化。为了写好这一年，作家乔叶用了七八年时间准备素材，广泛“跑村”、深入“泡村”，捕捉新时代乡村的崭新风貌。纷繁复杂的社会现实考验着作家的创作能力，也锤炼着作家的创作态度。

　　时间不一定保证出精品，但漫长时间中凝聚的是创作者的精神跋涉，从中可以看到文学创作与时代的关系。在无声的时间之中，不仅仅是对作品的修改和完善，也是探索和沉淀的过程，最终找到精准的方式去表达对生活和现实的认知。（项 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