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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华明玥
“我不是怕死,我是怕死了都没人记得。”
这句话成为电影《周处除三害》的精神核心。这部构思巧妙的台湾电影完全破除了黑帮片的常规套路,刻画当代周处“陈桂林”的鲜明形象,挖掘到邪教、贩毒、黑帮等社会毒瘤的危害,还在布满张力的故事中,放置了大量引人深思的象征与隐喻。
影片吸引我的地方,首先在于整个故事无懈可击的闭环结构。作品根据台湾真实案件改编,参照《世说新语》中的典故“周处除三害”来构建故事情节。影片一开头,年轻的法外狂徒陈桂林(阮经天饰)毫不留情地刺杀黑道大佬,事成之后,他被警察追捕,一路追逐打斗,一下子让观众的肾上腺素飙升,两人的凌厉动作在镜头中不断闪回和切换,节奏飞快,让观众的情绪也不由自主地开始“跑酷”。陈桂林那种天不怕地不怕的邪气与霸气,从他各种下死手的招数中可见一斑,这完全应和了流传民间的“少年周处”的形象——民谣中说:“小周处,体力强,日弄刀弓夜弄枪。拳打李,脚踢张,好像猛虎扑群羊。吓得乡民齐叫苦,无人敢与论短长。”他令人生畏和厌恶,而他本人却完全不自知。
紧接着,陈桂林踏上逃亡之路。当他唯一的亲人奶奶去世,自己又被告知得了晚期肺癌,陈桂林终于被经常帮助黑帮的医生说服去自首。在警局,他无意中发现自己在通缉榜上只排第三,于是,本着“人死留名”的原则,他踏上了追杀前两名通缉犯的道路。这之后,陈桂林固执地渴望人死留名的样子,就仿佛在痴痴地寻找自我。
故事的框架,可以说是与“周处除三害”的典故丝丝入扣。陈桂林完成除害任务后,还枪、自首、被判刑,在等待行刑期间,他发现自己没得肺癌,只是被医生调换了X光片,竟也平静地接受了命运的阴差阳错——这与典故中乡里庆贺周处之死的场景形成了绝妙的互文。整个故事结构围绕着陈桂林成为孤儿、目睹通缉排名之后的少年意气来编排,形成笔笔转、层层转、回环往复、曲折陡峭的结构特点。
其次,整个影片不时插入的黑色幽默情节,让透不过气来的紧张打斗突然有了松弛与喜乐。按照影评家毛尖老师的理论,这种“紧与松”“悲与喜”之间有节奏的转换,在很多港片中甚至可以分成“九宫格”结构,让观众的情绪坐上过山车,一会儿亢奋冲顶,一会儿陡直下沉。它的作用,就是让观众的大脑兴奋区域“轮作”,尽可能消除倦怠感。《周处除三害》虽然没有分成这样泾渭分明的9段,但编导也是很懂得要给观众“喘口气”。在陈桂林邪魅一笑、夺枪伤警、成功脱逃之后,下一段就是他有意自首的喜剧情节:他匆忙赶到警察局,惊讶地发现,自首的人居然还要排队。他跟警察说自己就是陈桂林,年轻警察居然充耳不闻,仍然牵着他去后面排队。再比如陈桂林与香港仔大战108回合后,终于枪决了香港仔(袁富华饰),救出了被其控制的女主程小美(王净饰)。下一段,节奏开始变得甜美放松,男女主在公路边谈心,陈桂林似乎对这白衣飘飘的女孩有点心动,便问:“还有其他亲人吗?”他得到了一个啼笑皆非的回答:“香港仔就是我最后的亲人。”其中的急转与落差,很容易让观众“蘸泪笑”。
第三,演员们的精湛表演,也让这个“除害”故事变得真实可信与立体化。主演阮经天功不可没。在电影中,阮经天一改帅气小生形象,学格斗,换造型,满脸胡茬、蓬头垢面、抬头纹清晰可见,也逼真地反映了他在逃亡路上又遭遇“绝症”的双重打击。他一边癫狂狠辣,一边单纯真挚,既能一招毙命,也能戴着奶奶留给他的粉色小猪手表,邪气中带着一股天真。他将角色的绝望、挣扎与蜕变演绎得淋漓尽致,连吃盒饭都能吃得青筋暴突——这个吃饭细节,其实映射出陈桂林一开始横冲直撞的角色设定。还有他被香港仔发现若有若无的破绽,被香港仔先用剃刀抵着脖颈,又撑开眼角逼问来意时,两位演员都贡献了剑拔弩张的演技:香港仔始终面含笑意,可这笑意中阴晴不定、杀意凛然,就像这个角色手上纹的蛇一样,不时吐出“信子”,他一句句地逼问对方的来历,刀片直冲向阮经天的眼球;阮经天则必须给出坦白无畏的眼神,又必须在眼神中压实那紧紧压抑的怒气,甚至在香港仔在他眉毛上留下了血口的时候,他的眼神也像战场上的盾牌一样顶住了。这场戏的压迫力既强大又精确,令人叹为观止。而就是这样强硬、嚣张的陈桂林,在最后接受程小美刮胡子时,也不免淌下一行泪——这行泪中五味杂陈,既有心愿达成的释然,又有对生命的眷恋,还有对自己之前作恶的愧悔,以及对程小美的依依不舍。饱满的情绪递进,呈现得淋漓尽致。
说到底,《周处除三害》是一个“自我救赎”的故事,在追杀两名通缉犯的途中,陈桂林挽救了一群被邪教洗脑的愚夫蠢妇,更给了程小美自由之身,他让世上又多了一个可以牵挂的、能托付奶奶手表的人,这便是除恶行善的回报。影片的结局,停留在典故原文中最有戏剧性的那句话上:经三日三夜,乡里皆谓已死,更相庆。邪教、毒犯、黑帮,在这一刻皆已拔除,但生长这些毒瘤的环境,也许还在。个人生活的原子化,令许多人在精神上很容易走偏,所以,暴力、犯罪与精神控制才会有可乘之机。而这,才是电影丰富、曲折的文本,试图给我们的深刻启发。
(作者为散文作家,媒体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