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赵慕宇

　　黄河与长江是华夏的枢纽，两条大河之间，还有作为中国地理重要分界线的淮河。淮河流域，人杰地灵，南京大学历史学者马俊亚在他的代表作《被牺牲的“局部”：淮北社会生态变迁研究》中曾概括道：中国历史上的皇权，掌握在三个群体手中，北方少数民族、胡汉混合的关陇集团以及淮北精英。由淮北起家而逐鹿中原者，包括项羽、刘邦、曹操、刘裕、萧衍、朱元璋等。然而，除了帝王将相的事迹，淮北的区域研究，更能让我们探究到社会历史的诸多关键问题。

　　“治水”的悲剧

　　马俊亚对于淮北地区的定义，若以清中期行政区划看，包括江苏的淮安府、徐州府、海州直隶州，安徽的凤阳府、颍州府、泗州直隶州，山东的曹州府、兖州府、济宁直隶州和河南部分区域。以今天区域而言，大体是安徽西部、苏州中北部、山东南部，虽然这一区域隶属于多省，但于地理位置而言，均处于淮河下游地区。

　　在人们的印象中，“治水”是一件好事，可偏偏对于淮河的治理，直接使淮北地区由盛转衰。明、清两代，南北大运河的畅通至关重要，为了维持航道畅通，治河官吏逼迫黄河之水流向徐、邳地区，相当于人工干预，把黄河中下游地区的水患全部转移到淮北，于是黄河“夺淮入海”。水利专家武同举曾说：“会通既辟，运道完成。河之夺淮自此始。于是运与淮有两不并立之势。”在保障运河的大背景下，黄淮的泛滥也便成为必要的“牺牲”。

　　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运河航道必须保障？

　　据估算，清代每年运送粮食400万石，漕运运费约为1826万两白银，再加上维持运河河道的近千万两白银，整个运河体系的支出，甚至能达到国库收入的50%。然而，通过运河辛苦输送的粮食，因为运输时间久，到达时已变成陈米。很多有权获得漕米的贵族、官员、八旗子弟，便以低价出售，最终导致漕米价格几乎与北方小米价格相当。

　　然而，如果同样以400万石粮食计算，走海运的全部支出，仅相当于漕运的1/5。其实在元代，来往于南北的海运航线，业已畅通，无论海船制造，还是驾驶技术，明、清时都已具备海运的条件。从史料看，明初辽东停废海运，主要就是由于民间海运到北方的粮食成本太低，以致粮价低落。甚至在道光年间，还曾进行过海运实验，当时同样一批粮食，至少可节约150万两白银。

　　河务“糊涂账”

　　不难发现，牺牲淮北、保障漕运的政策，绝非经济指向，而是皇权社会典型的政治“糊涂账”。酿成这种惨剧的原因有二：一是皇帝权威及决策的不容置喙，二是既得利益者的肆意渔利。

　　明朝统治者，异常在乎位于安徽凤阳的祖陵，因而不惜一切代价，将下游水患的风险，转移至淮北地区。明代潘季驯作为治水能臣，主持修筑高家堰，以解决黄河淤积问题，最终导致在地势极为平坦的淮河腹地，形成一个庞大的人工湖泊，即今天的洪泽湖。本无落差的地势，汇聚如此多的水量，自然容易造成洪涝灾害。马俊亚认为此举“实为淮北生态衰变史上的分水岭”。

　　迨至清朝，明朝祖陵安危自然不再考虑，然而维持航道、保障漕运，又成为新的“原则”。康熙帝对运河事务甚为关切，经常谈及自己的治河方案，虽强调“一时意见，亦不保其必然”，可是，皇帝的意见哪里有人敢反驳更改？一代代河臣莫非不知道因地制宜的道理？可在皇权社会中，皇帝之命不可能出错，哪怕是错，也要执行下去，正如后世所言：“（康熙帝的指示）后之防河者，奉为一定之制，守而弗失，即千万年可长治也。”如此下来，治河的实际效果自然是“刻舟求剑”。

　　除了无效治理，明、清两代的绝大部分时间里，“保漕治水”都只是当地政府官员大捞特捞的生财之道。

　　魏源就曾指出，漕运受惠者绝非百姓或国家，而是海关税侩、通州仓胥、屯丁水手。从基层看，由于漕船在运河中航行有优先权，漕丁会故意阻截运道，敲诈商旅。如天妃闸的闸夫，凡是船只经过，必定勒索，每石粮食索要8厘至1分白银，如果不交，则是通过船闸摆布船只，导致“磕撞立时粉碎”。

　　从官场看，征漕时，有漕运的八省地方官吏，均加收浮耗，得以利益均沾。剥浅费、过闸费、过淮费、屯官费、仓胥费……各种费用巧立名目。换言之，本来是调配资源的河务，反而成为贪渎腐败的渠道，甚而在淮北地区，河务要员的位置，需金钱贿赂谋求，“河务”成为了贪赃枉法、大肆中饱的“肥肉”。史载当时河员衣食住行，仅有广东洋商、两淮盐商可与之相匹。

　　一叶知秋，见微知著。淮北治水的悲剧，不单单是个案，它指向的是结构性问题。

　　盐政的盘剥

　　淮河入海，水网密布，适合发展盐业。不过，皇权时代的制盐贩盐，绝不只是日常生活的调料贸易，而是朝廷掌握税收的渠道。自古以来，贩私盐者皆属重罪，其破坏的不是市场价格，而是官府的贸易垄断性。

　　以明朝为例，中央财政每年收入400万两，“其半则取给于盐”。其中，两淮共征课银95万余两，占明朝财政收入的24%。直到上世纪30年代，淮盐税收高达5150万元，折合白银3680万两，占当时全国财政收入的9.3%，同时，3000余万的收入，大致与清中期全国各省实收税款持平。显然，淮北盐业创造的财富颇巨，但这并没有改变百姓艰难的生存状况。

　　真正制盐的“煎丁”，更像是国家的“奴隶”，他们没有迁徙、改变职业的自由，也没有生产、出售自己产品的权力。《盐城县志》曾描述他们极为悲惨的生存状态：“煎盐灶丁饮咸水而食脱粟，老幼男妇终岁胼胝，出入于尘土煤炱之中。鹑衣百结，面黑如墨，地居中土之极东。当穷冬沍寒，朔风暴作，一无障蔽，其寒彻骨。迨三伏炎烝，正淋漓旺产之时，矮檐灶屋中，烧灼熏蒸如惔如焚。”荒唐的是，他们所生产的盐，能够卖出高昂的价格，而煎丁却连吃饱穿暖都是奢望。不怪乎马俊亚说：“盐税等同于赤裸裸的谋财害命。”

　　归根到底，盐业是一种政治控制手段，而不是纯粹的经济活动。马俊亚精辟地概括道：“明清盐政就是国家把民众生活必需品加以控制，使之产生垄断暴利，作为皇恩君宠赏赐给利益集团。因此，盐业既是国家财政的支柱，又是把握官场政治的工具。”

　　马克思曾引用邓宁的说法：“为了100%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300%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国家垄断的盐业，自然也遵循这一规律。

　　淮北私盐盛行，比如江船装盐，每捆夹带私盐，称之为“买砠（jū）”；装盐时，将一船盐分为三四船，若有一船失事，即捏报全部损失，将未失事的盐船同样申请补盐，照例免税，到岸之后提前先卖，称之为“淹销补运”；盐船排队等候时，先将盐转卖给私贩，再买私盐补填，称之为“过笼蒸糕”；甚至盐已卖尽，将船故意凿沉消灭贩卖私盐的证据，申报淹销，称之为“放生”。

　　最终，这种非法生意成为主流，官员在其中参与渔利，形成一个私盐网络。素来严格的雍正帝，面对猖獗的漕运走私，恐其激起事端、妨碍漕运，也曾对走私者无奈地作出让步。清中后期，淮北缉私官员，更是不予查缉，事先达成协议或默契，收取“好处”。如若上级催促，则与走私犯商议，以喽啰顶罪。从盐政中，我们可以发现，官府垄断，给普通劳动者强加重税，毫无益于其生活；高额利润反而引起官、私勾结，衍生出贪污腐败的恶劣生态。

　　“穷山恶水”？

　　唐代之前，民谚说“江淮熟，天下足”，宋代之后，逐渐变为“苏湖熟，天下足”，再到明清，淮北区域却成为“穷山恶水”的代名词。究其原因，正是洪涝灾害对农业生产的影响。

　　在公元500到800年的300年里，淮北平原仅发生过5次饥馑；而在1401到1700年（明前期至清前期）的300年里，这里共发生饥馑74次。这种差异绝非气候造成，自然是“人祸”大于天灾。据马俊亚推算，淮河造成的灾害，每年约损失1000万人的口粮。

　　明、清政府长期于淮北泄洪，当地官府泄放洪水，主要保全强势群体的田地，否则河务官员一定会被弹劾反对。官府只会牺牲平民的土地，保障大地主的利益，他们“视成子河滩民之财产、性命于鸿毛绝不计。”明代人说：“民患虽亟，而运道无虞。”清代人则说：“但知治漕，不顾淹民”。充分体现了淮北普通百姓的处境。

　　在此情况下，农民根本不可能精耕细作，如果投入大量的资源，一旦田亩被泄洪，则颗粒无收，投入产出不成正比，反而背上更多债务。淮北土地并不贫瘠，面对粮食危机，农民也不会选择耕种荒田，因为一旦开垦，“逃户之田粮差俱负，则征输百役，追令代办”。简言之，谁耕种谁吃亏，所有人都只能在饥饿线上徘徊。

　　由此，导致淮北地区的两个现象：人身依附、土匪横行。正所谓：“荒岁失收，贫无生计，良者往南佣工，黠者流为盗匪。”当时受灾的淮北农民，前往富家地主处务工，多有只管饭、无工资的情况，主要因为百姓在灾年走投无路，只能苟且偷生，除了成为地主的附庸，别无选择。这种人身依附关系，根本谈不上任何权利，仿若地主的农奴。

　　俗谚说：“穷山恶水出刁民”。在生命都受到威胁的情形下，也就指望不上人的善意。于是，淮北匪患横行。史载淮北盗匪：“在河南者，由颍亳，在山东者，由徐邳。而流劫之盗乘虚突入矣。惯水斗者，操舟；惯陆行者，利梃。而江淮之盗亦乘机窃发矣。”

　　与此相对，淮北的富商地主，会充当圩寨寨主（圩寨是寨外围土墙砖石、四角建有炮楼的建筑群），组建强大的武装力量，保障自身的安全和财产。那么，土匪抢劫的对象是谁呢？要不就是一贫如洗的百姓，要不就是铤而走险，冲击大户，无论做何选择，都只会加剧淮北“丛林社会”的险恶。

　　综上，淮北的悲剧，实际上是皇权社会的症结所在——在王朝时代，淮北只有皇帝，没有国家；只有官僚，没有政府。（赵慕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