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黄西蒙

　　《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是诗圣杜甫的名篇，后世多认为它展现了杜甫沉郁顿挫的诗风，寄托了杜甫忧国忧民的情怀。但细究起来，会发现此作内涵之复杂，远超同时代诗人的作品，在杜甫的诗文中，也带有罕见的内在矛盾感。

　　在杜甫心中，“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符合儒家大同社会的理想，但这只是一种“模糊的乌托邦”，只是美好的想象，但在古代并不具备实现的可能性。而且，越是将未来想象得美好，将理想树立得崇高，现实往往就越是惨淡，越容易令人失望。安史之乱后的唐朝，阶级矛盾进一步加剧，土地兼并与吏治腐败的问题日益严重，大量民众长期处于没有安全感、食不果腹的状态，而少数权贵的奢靡生活却没有受到太大影响。面对艰难局势，诗圣笔下增添了更多的悲天悯人，却也找不到解决现实难题的方法，只能在个体身上承担群体的苦难。正如哲学家尼采所言，“在自己身上克服这个时代”，杜甫在诗中呈现的个人姿态越低，就越能反衬时局的动荡与混乱，他牺牲自我的尝试，换来的既非理想社会，甚至连他人的理解都未曾得到。

　　这无疑是荒诞的，也是值得人们警醒的。“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圣人忍冻挨饿，甚至为“广厦千万间”而牺牲，自然是崇高的，但如果人人如此，则是以降低个人尊严与自由程度为前提的“低效发展”，甚至为了某个不切实际的目标，而导致大量民众的无辜死亡。诗歌中的牺牲也好，献祭也罢，终究是文学艺术层面的探索，倘若在铺满荆棘的现实土地上“生根”，恐怕结出的往往是“恶之花”。昔日王莽以复兴周礼为理由，祸乱人间，导致社会秩序崩溃，可谓教训深刻；距离诗圣不远的开元盛世，在极盛之后遭遇毁灭，也是从唐玄宗到各级贵族好逸恶劳的结果，更是殷鉴不远。掌握话语权的个人或某个群体，一旦陷入缺乏自我纠正机制的浪漫想象之后，就会受到现实的锤击。杜甫并非不知道这些，只是他身上的文人气质还是太明显了，对于道德感与个体意志在历史趋势面前的力量，有太多不切实际的幻想——将彻底改变民众生存状况的希望，寄托在某个道德完人身上，显然是不可能的，这不仅是对个体道德力量的无意义地拔高，也忽视了制度力量，很容易造成某种虚假的崇高感。

　　崇高感应当是发自内心的，是外界自然认同的，才能真正得以显现，刻意生成的崇高感，会走向崇高的另一面，导致道德力量被掌控权势的人利用，甚至连普通民众都无法理解，进而激发内心的恶，反噬道德感更强的人。就像《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中的“南村群童”，本来应该是最天真、最应该支持杜甫崇高梦想的人，反而成了恶的帮凶。“南村群童欺我老无力，忍能对面为盗贼。公然抱茅入竹去，唇焦口燥呼不得，归来倚杖自叹息”——面对他们，杜甫也无可奈何，甚至不知道这些孩子为什么要欺负自己。其实，人性之恶在混乱动荡的年代，本来就更容易被激发，杜甫自己是崇高、善良的，但他不能指望每个人都具备他那样的美好品质，在生存都极其艰难的时候，很多人都抛弃了礼义廉耻，越是资源匮乏的底层，越容易出现互相攻讦、残害的乱象。安史之乱后的唐朝，“床头屋漏无干处，雨脚如麻未断绝”的状况，在全国各地比比皆是，《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中的底层互害场景，也只是乱世之中的一个侧影。在杜甫笔下，自我是道德上的强者，却是现实中的弱者，稍微比他强一点的群体，哪怕是力气和人数胜过他的“南村群童”，都可以随意欺压他，这才是最悲哀的。当底层民众已经成了一盘散沙，各自为战，涣散无力，秩序感已经荡然无存，又怎么可能凭借个体道德力量来实现大同社会呢？

　　公平与秩序，是构建一个理想社会的最基本元素。在唐朝的现实土壤上，打着神圣光环的皇权与儒家崇高道义大旗的言行，也无法解决社会失序、公正无存的难题，真正能实现“广厦千万间”梦想的，还是民生恢复与规则重建。古代儒家文人普遍幻想“路不拾遗”和“夜不闭户”的理想社会，甚至杜甫也写过“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这样的诗句，但从《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折射的现实问题来看，大同社会无法通过牺牲自我的道德力量来实现，只能不断加强良性制度的构建力量。事实上，古代史上最接近理想社会状况的文景之治、贞观之治、仁宗盛治等时期，根本成因也不是皇帝或文人群体的道德水平特别高，而是社会进入了一种良性循环的自然生长阶段，不同社会群体根据法律、规矩行事，安分守己，言行有序，社会经济水平才能得到长足的发展。（黄西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