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范以锦　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名誉院长、教授、博导，南方日报前社长

　　我读的是经济，干的是新闻，现在要点评一部文学作品，只能说人生的际遇具有多面性。2023年10月下旬，克军送给我长篇小说《弃犬历险记》的打印稿，要我提点建议，并嘱我写个序，我感到有点意外。一方面，我长期从事的是新闻工作，要点评文学艺术界的作品有点难度；另一方面，我知道克军以写散文见长，小说只写过短篇，年逾花甲之后才来写长篇小说。然而，当我浏览了这部小说的题目和开篇“引子”之后，就一口气将全书读完了。这部小说给人一种不同凡响的感觉，还真让我刮目相看了。

　　细想之后，我恍然大悟，克军能写出这篇长篇小说其实一点都不意外。他写过的短篇小说最长的达2.5万字，可以说是介于中篇与短篇之间，对中长篇小说的谋篇布局已有了底气。更为重要的是，他的不平凡经历是他创作的深厚源泉。这部小说里的许多景物、风物与风俗有明显的客家山村的特色。

　　而克军在客家山村里生活了多年。他并非小说中主人公的原型，正如他所说“小说中的‘我’不是我”，但小说中有他的影子。他家的狗不放心他和母亲半夜出行，曾护送他们母子到火车站后跟上了车，并像小说中所说的那样，工作人员不允许狗留在车上。克军由此想象出狗下车后很无奈地追赶载着主人远去的列车，这样的虚构合情合理，在现实中的确也有这样的场景。小说本来就是现实生活的写照，《弃犬历险记》在生活中是可以找到原型的，只不过是由多个原型构成，即所谓源于生活、高于生活。克军家与乡村的众多家庭一样都养过狗，进城多年后他又养了宠物狗，所以他讲到的那些人和狗的故事、环境都可以追溯源头，这样就使读者对小说中的“我”感同身受。除了生活的积累，还需要有敏锐的洞察力，克军在多个职场的历练中培养出了这一能力。他从出版行业到新闻领域，再进入文艺界，使他始终将观察和思考问题当作常态。尤其是从南方日报调入广东省文联之后，与文艺界的行家里手打交道多了，耳濡目染中自然产生创作的冲动。他曾经跟不少人讲过“犬”的离奇故事，文艺界的朋友都鼓励他写出来。正是这些因素促成了这部长篇小说的问世，而我能够为他的小说写序，也是一种缘分。老同事之前就是老相识，他在广东经济出版社时我们都是广东省政协委员，从1998年至2003年我们在同一个小组开过多次会。21世纪初，在我接任南方日报社长不久，组织就安排克军从广东经济出版社总编辑调任南方日报任社委并兼任南方日报出版社社长，2003年他又提任南方日报副总编辑，我的首部论著《南方报业战略》也是在他任上出版的。缘分归缘分，最为重要的是我看完他这部长篇小说之后怦然心动，写点感受点赞一下的想法油然而生。

　　小说能否让读者留下来读下去，与引人入胜的开头有很大关系；而能否让人浮想联翩、回味无穷，则要看结尾及其与前面篇章的内在联系。这部小说的开头不是按时间和情节发展的顺序来写，而是截取了一个动感十足、情节颠倒的横断面。小说写的是一只“追赶列车的狗”，它为什么要追赶列车？车上远去的是什么人？一下子就把我的兴奋点调动起来了。继而“引子”将故事的梗概也介绍了，我明白这部小说写的就是“一起奔跑、命运与共”的人和犬顽强崛起的励志故事。我迫不及待地一口气读完了这部小说，结尾留下的悬念也出乎我的意料，死去的犬——阿花竟然又“复活”了。运用现代智能技术将阿花“复活”，并尽量通过对狗的习惯性动作的细节描述，让“复活”的阿花更加神灵活现，这种丰富的想象力满足了读者不愿看到有灵性的阿花消亡的期许。

　　小说与其他文学艺术作品一样，都在不断创新发展中。克军的长篇小说《弃犬历险记》，在处理创新与传承的关系时，更多的是将两者融合在一起，做到创新中有传承、传承中有创新。综观这部小说，有几方面是比较突出的。

　　其一，重视小说的情节与融入散文文体相结合。克军在许多报刊发表过散文，写散文的惯性自然延伸到小说的创作中来，这也符合文学界已出现的“小说散文化”潮流。应当说，这也是小说创作中的一种创新。以我个人的喜好，我更欣赏克军的写法。有的部分散文味很浓，有的部分故事情节很重，但两个部分没有游离开来，都是依据人与犬的情感及社会环境进行合理安排，将各片段连缀完整。读者既被惊心动魄的情节所牵动，又被轻松活泼的散文化表达平和了情绪，即便触到伤心处也不会让读者停留太久，随后字里行间的跳跃很快就把伤痕抹去。这部散文化的小说依然能以情节引发读者共鸣，提升了吸引读者的张力。文中的“犬”和“我”及其他人物，在矛盾冲突和跌宕起伏的情节中，个性鲜明，栩栩如生。阿花经历的十大“险”和相关人物的命运直抵读者心灵，小说的主题也由此凸显出来。

　　其二，乡土文学与新乡土文学的有机结合。老一代的作家写的众多乡土文学，当今依然有人喜欢，但也有不少人热衷于新乡土文学的创作。克军试图将原乡土文学的手法与新乡土文学的风格兼而蓄之，这样的尝试对他而言有多种理由。他在乡村生活多年，又从乡村进入城市，对乡村与城市两者的关系具有复杂的情感，既对乡间风土人情有着无限的眷恋，又体验到了城市化进程中的乡村的另一番风味。正因为这个缘故，他在这部小说的创作中将乡土情结赋予了时代的内涵。而且，克军意识到乡村往城市化发展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即便进程比较快的乡村，不少也依然保留着乡村的良好生态环境和乡间风土人情特色。城市的新鲜感与浓厚的“老乡土”的心境并存，克军在这部饱含老乡土与新乡土色彩小说的创作中处理得恰到好处。《弃犬历险记》的“引子：追赶列车的狗”“尾声：弃犬复活记”，与正文十一章组合起来，充满着新乡土文学的气息，但读者也可从中看到沈从文的《边城》、柳青的《创业史》等老乡土文学的影子。

　　其三，双主角的有机结合。小说要突出人物个性，故事情节以刻画人物为中心而展开。然而，这部小说诸多笔墨都在营造一只差一点陪葬的“弃犬”阿花一生的命运，看上去似乎是以犬为主角，但细看之后，发现主人公“我”的命运与“弃犬”的命运紧密相连，而且主人公也不是孤单的一个“我”，还有相关的其他人。离开了人的形象，犬的主角立不起来。这只犬的命运与其自身的抗争有关，但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的安排，其临死逃生、死而“复活”都是人的安排。阿花从野性十足到经驯化后走向文明，以及其死后留下的精神形象也是人安排的。而且，狗是属于比较具有灵性的动物，从这部小说中可窥见人犬之间往往有着默契的沟通，形成相依为命的关系。“我”把狗从活埋的土坑中救了出来，而流氓成性的“捉蛇佬”对“我”的母亲耍流氓，阿花挺身而出英勇护卫主人——这是狗对主人忠诚的天性使然，还是知恩图报？作者未点明，但读者更愿意理解成知恩图报的因果关系，因为“知恩图报”满足了读者对传承传统美德的期待。人的刻画相对比较容易，狗的特性描写却很难，但克军笔下的阿花活灵活现。那是求真求实精神使然，他专门请教了专业人士。在确定黄狗大汉与阿花的“父子关系”时得拿出证据出来，作者竟然能从犬的年龄、花色、纹路、体形、肚腩、脚趾去进行对比分析，令人信服地作出科学的判断，这正是吸纳了相关专家提出的建议。

　　“忠犬故事”早就有之，尤其是国外有精彩、完整的“忠犬故事”的传播。今天，我终于看到了原汁原味的充满中国风情的本土完整版的“忠犬故事”。（范以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