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绮婷

　　近日，去年引发阅读热潮的《翦商》一书作者李硕的新作《历史的游荡者》出版，旋即引起社会的热切关注。此前，李硕身患重症并接受手术的消息在网上发布，让众多关爱他的读者与好友为之忧心焦虑，所幸手术顺利，李硕目前也在逐步康复中。病榻上，他萌生要将自己二十多年里未刊发的论文汇编成书的想法，作为对治学与人生的自我回顾，于是就有了这本集学术文章、游记与随笔于一身的自选集《历史的游荡者》面世。

　　“游荡”是种双重隐喻，既指身体、地理上的游历，亦指不同研究场域间的转场、跋涉。二十年间，李硕走过新疆、西藏、甘青川……穿越黄沙大漠、草原河谷，考察地理地貌与人文历史、边疆与中原之间深刻的互塑关系，以现场的“第一手”材料实现与文献之间的互证互补。其间写下的十多篇论文，也如他的行迹般涉猎丰富，跨度极大，从周幽王宠爱褒姒背后的政治斗争、魏文帝官僚李彪的门第悲剧、明清的风化案研究，再到敦煌汉简中的“大煎都侯障”考古发现等等，涵盖政治史、社会史、法制史、边疆史、考古学等多个范畴。可见李硕兴趣之广泛，思考之自由，并展示出一种多变量、多维度观察历史的开放视野。他在导读中解释，在北大研读“文科实验班”的经历，训练了自己不设学科“藩篱”的文史哲思维，从此就“学杂了”。

　　李硕的“杂”其实更像是一种学术上的古典主义浪漫精神，对标的是如上世纪拉铁摩尔、汤因比、钱穆、陈寅恪那类的“通才型”大师，追求跨越多种学科、文化，贯通古今中外的大视野与博学才能。他在自己所写的关于拉铁摩尔的论文的导读中，即表明拉氏的学术研究是自己“永远难以穷尽的矿藏”，其研究范式、治学态度对他影响至深。纵观李硕的论述，拉氏对他的影响主要有几点：一是注重实地调研与历史文献结合的方法；二是内亚游牧文明与中原农业文明间的互动关系，边疆的文化多样性、小型社会的“浓缩性”对探照长时段历史结构性规律的重要认识；三是采取融通历史与地理学、博物学、人类学等多学科的研究路径。

　　于是，李硕屡屡“走出书斋”，游历四方，甚至自费进行考察，以行读万里的方式践行自己的理想追求，他称这种漫游为学术上的“野蛮生长”。在敦煌，他查找卫星地图时发现一处未被长城烽燧地图记录的小城，凭借职业敏感，他认为此处应为汉长城的遗址之一，便怀揣三千元旅费，在玉门关管理所司机的协助下，于无人区中穿越三天，终寻得两处古遗址。李硕根据自己考察所得与斯坦因手记、敦煌汉简、《史记》等文献的交叉对比，证实此处发现的遗址应为敦煌汉简记载的“大煎都侯障”与“烽燧”，为汉长城研究提供了一处可靠的地理数据，也厘清此前学界一些相关的误区。

　　李硕本不是考古系的，但以实地考古对文献资料进行校正、补漏，为文本历史建立科学的逻辑链条，是治史当中不可或缺的一环，也是“通才型”学者需具备的能力，因而他的“不务正业”可视为一种有意识的自我训练。在甘川的安多藏区，他受人类学家埃克瓦尔的著作《西藏的地平线》影响，独立进行了一次人类学田野调查：与当地寺院的僧人同吃同住，走访大量老人，通过他们的口述史，证实埃克瓦尔的著作具有极高的可信度和史料价值，是记录传统时代安多游牧生活的第一手文献素材，同时对书中记录有误的地方进行考订。长久以来，藏族地区历史文献多是宗教方面的，李硕对埃氏著作真实性的考证，则从生活史、社会史的领域弥补了藏区研究史料的空白；另外，他自己的调研发现，对了解甘川地区的人文生态特征、民族志及清代、民国时中央政府对该地区的管辖与废弛情况都有翔实的参考价值。

　　走出书斋的自由探索给予了李硕成长空间，练就他的恢弘视野、“通盘考量”的综合能力、敢于挑战成说的独立思考，包括日后在《翦商》中展现的“对长时段、大场景勾勒的驾轻就熟”，运用跨学科视阈解读传统文献的灵活创新，都与他在这些“野蛮生长”中的阅历和积淀密不可分。而背包客式的“草根旅行”更令他深入体察社会现实，对“人”“人群”始终心怀关照，饱满的人文关怀亦在学术上为他提供新的思考角度。在《李彪悲剧与孝文帝时代》一文中，他以人性为切入点，剖析李彪的人生悲剧、孝文帝执政的矛盾心理，揭示魏诸多政治危机背后的士族与门阀之争，生动地呈现人性在历史风云中的“推波助澜”，以及宏观局势对人性之形塑的辩证关系。《刑案里的古中国》是四篇研究明清性犯罪与社会生活的论文，探讨古代传统法律体系在明清步入历史末路的趋势，以及立法者因贯彻儒家孝道、长幼尊卑秩序而对女性、人性的扼杀在明清达至巅峰两者间的深层联系，李硕在当中的叙述既具备新文化史研究关注草根百姓生活的“微视距”，也精彩显影了“小人物”事件、文化观念与历史走向之间那些隐秘的动态勾连。

　　翻阅全书，从那些或严谨、或激荡、或艰辛、或喜悦的文字中，能照见一个赤诚笃定、知行合一，对学问和生活满怀好奇、热忱与勇气的李硕。可见，《历史的游荡者》既是李硕的学术自传，亦是一段他回溯自我建构的心路旅记：一名学人，在人生某个特殊阶段暂停脚步，回首身后漫漫求问之道，必然会对“我是谁”“从哪里来”的命题萌发深思，并欲回答“该去往何处”的大哉问。正如他在书中所写：“但人终究会遇到适合自己的方寸之地。我找到的归宿就是安多，这里的故事有无穷多层次，永远没有止境。这是宽厚的人性与大跨度跳跃的思维才能缔造的精神空间……这是生命的归属感。”

　　因这份“归属感”，术后的李硕也在休养康复中找寻到新的人生方向，因对安多、藏文化的喜爱，他决定投身影视行业，拍摄以藏文化为主题的系列剧集，同时小说《雪域罗马》也在构思中。最后，就让我们按照他的心愿，向作为历史学者的李硕暂道“告别”，以更多的热情热爱，期待“影视人万玛扎西·李硕”的出现。（王绮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