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焦君怡

　　1963年末，克洛德·西蒙（Claude Simon，1913-2005）开始断断续续地写作《历史》，小说在三年之后完成，并于1967年在法国出版。相对于创作和初版的时间，以及西蒙的国际声誉，这部最近在中国译介，由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作品可谓姗姗来迟。不过，《历史》并非特例，一直以来，西蒙在中国的译介与传播都是相对滞后、不温不火的。究其原因，大抵在于西蒙小说所承载的实验性：支离破碎的故事情节，模糊不清的人物形象，以及复杂冗长的文字表达。阅读西蒙，意味着接受某种智性的挑战，在这场挑战中，固有的阅读经验成为了某种桎梏，“期待视域”一再得不到满足。

　　从某种意义上讲，理解西蒙式的写作，需要暂时放弃作为读者的主体性，全心潜入文本。一旦进入文本所营造的光怪陆离的艺术空间或生活场域，沉浸其中，阅读的快感便会油然而生，与此同时，伴随着一种全新阅读经验的生成，个体对世界的感知也将变得更加丰盈。

　　从西蒙的文学创作说起

　　1913年10月，克洛德·西蒙出生于马达加斯加首都塔那那利佛，父母原籍法国，父亲时任当地法属殖民地的骑兵军官。西蒙不满一岁时，父亲在一战中阵亡，十二岁时，母亲因病去世。所幸的是，在亲人的关爱和照顾下，他的教育并未中断。在尝试写作之前，西蒙曾学习绘画，尤其受到立体画派的影响。1936年，西班牙内战爆发，西蒙加入了反对佛朗哥政权的军队。二战期间，他再次应征入伍，加入了骑兵团，部队战败之后，被德军俘虏，五个月后，逃离了俘虏营。这些经历深刻地影响了西蒙日后的创作。

　　西蒙的文学创作通常被分为三个阶段。伴随着第一部小说《作弊者》于1945年出版，西蒙正式开启了文学生涯。出版于1957年的《风》是这一阶段的重要作品，自这部小说之后，他便试图在创作中打破传统，开创自己的艺术风格。六十年代，西蒙的创作进入了第二个阶段。发表于1960年的《弗兰德公路》体现了他不断完善的创作技巧，成为了他的代表作之一。这一时期另外三部重要的作品包括《大酒店》（1962）、《历史》（1967）和《法萨尔之役》（1969）。西蒙创作于七十年代之后的作品，大致被归入第三阶段，包括《导体》（1971）、《三折画》（1973）、《农事诗》（1981）、《刺槐树》（1989）、《植物园》（1997）等。

　　作为“新小说”这一文学流派的代表作家，西蒙在长达五十多年的创作中不断寻找新的表达方式，试图在创作中以生活“混乱的丰富性”取代传统小说的叙事逻辑，最终在与传统小说的“决裂”中，拓宽了小说的内涵，完成了某种对“新小说”的探索。

　　《历史》是谁的“历史”？

　　“Histoire”一词，在法语中既可以指严肃的、宏大的、某个族群共同的“历史”，也可以指真实的经历或虚构的故事，甚至可以在俗语中指代人们说不清楚或不愿直言的某件事情。作为小说的题目，“Histoire”一词的含混性恰恰也蕴含着丰富性，与小说的多重叙事形成了呼应与契合。

　　《历史》以第一人称视角讲述了叙述者一天之内的经历，他回到故居，在老屋中醒来，被一棵刺槐树扰乱了思绪。当他走上街头时，遇见了母亲年轻时的追求者，后者垂垂老矣，散发着腐臭味，渴望向他倾诉。摆脱了老者之后，他继续前行，在银行遇见了被称为“斯芬克斯”的职员。这个“斯芬克斯”穿着深灰色西装，戴着金丝边眼镜，一边微笑，一边检查文件，仿佛随时会问出“哪种动物倘若不以钱财作为交换，就没得吃、没得穿、没房子住、没车子开……”

　　不过，以上情节并非平铺直叙，相反，西蒙将现实的叙事与人物的所见、所闻、回忆、思考、想象，以及各种不厌其烦的描写相融合，伴随着人物行动的推进，时间和空间随时可能发生断裂或跳跃。当叙述者走出银行，重新置身于拥挤的街道之后，故事的脉络越发模糊难辨。

　　正如小说中文版封底的推荐语所指出的，在西蒙所拼凑出的错位的画面中，“时间是错乱的，叙述的当日、叙述者本人的童年、母亲的深闺岁月、法国海外殖民年代、西班牙内战时期……地点是零散的，家族的老屋、表亲的别墅、明信片上的殖民地、旅行的目的地、贷款的银行、街头的咖啡馆……人物是交错的，父母亲、外祖母、妻子、表亲、童年伙伴、银行职员、古董收购商、母亲的追求者……感觉是混杂的，光线、色彩、声响、气息、触感……”

　　由此看来，西蒙所描写的“历史”，是国家的、战争的，也是时代的、家族的，乃至个体的、自我的“历史”。

　　被重塑的时间

　　1985年，克洛德·西蒙荣膺诺贝尔文学奖，被认为“在描写人类的生活状况中将诗人与画家的丰富想象力与他对时间的深刻理解融为一体”。

　　在西蒙的作品中，有限的时间常常趋于无限。就《历史》而言，小说表面上仅仅聚焦于叙事者一天的行动，然而，借助时空的跳跃与繁复的描写，叙述时间得到了极大的延展。

　　一方面，小说的叙事在回忆与现实、真实与想象之间不断跳跃。伴随着叙述者视点的改变，时空随时可能发生转换。在《历史》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明信片所具有的推进叙事的功能。西蒙的传记作者米雷耶·卡勒-格吕贝曾提到，“西蒙的妻子一直记得他曾绝望地坐在散落的碎片中，将来自各地的明信片进行分类，试图将它们按照内在的秩序加以整理，这些明信片是他的父亲寄给母亲的，他们当时已经订婚。”

　　通过再现明信片上的图像、破译其符号、转述寄信人书写的文字，特定时代、特定地域的“历史”与相关人物的“历史”实现了某种交融，并与叙述者所在的现实空间发生了碰撞。由此，小说中原本仅为一天的叙事时间被延长。

　　另一方面，《历史》延续了西蒙作品中富于描写的传统。叙述者目之所及，所有人物、事物、景物，乃至感官都被细致入微地刻画出来：年老的妇人们“圆滚滚、胖乎乎的，甚至有些过度肥胖”，她们“松软无力的肉体包裹在同样软塌塌的衣料里，行将就木，或者说已经毫无生气了”，就像是“软塌塌的甜膏”；夜里，在灯光下，老屋前刺槐树的“树叶如同羽毛一般，在昏暗背景的衬托下轻轻颤动”，椭圆形的树叶被“染上一层不太真实的翠绿色，时不时像被鸟儿抖动的冠毛一般轻颤”；阴影“慢慢地前进着（如同吸墨纸上的一滴墨水那样），侵占了露台，侵吞了一只鸽子、一个烟囱、一个阳台栏杆”；恶心的感觉，则类似于“头晕眼花或者喝醉酒时的感受”，“眼前的世界慢慢分离”，让人失去了熟悉、安心的感觉……

　　经由描写，无数不起眼的细节被感知、被放大，与此同时，有限的时间得到了充盈，再一次获得了延伸。

　　阅读《历史》，我们不妨暂时摆脱固有的文学经验，听凭西蒙文字的召唤和指引。由此，我们将会收获对于时间的另一种理解方式，乃至对于世界的另一种感知方式。此后，当我们将目光投射在周遭之上时，不妨更加投入、更加专注、更加忘我。美感不再是唯一的尺度，重要的是尽可能靠近丰富、真实、鲜活的每一个细节。（焦君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