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禾刀

　　北大历史系教授赵冬梅毫不掩饰自己对司马光的热爱，她在序言中写道：“我欠司马光一个传，曾经想过置一方闲章，上刻‘涑水门下走狗’，来表达我对司马光的景仰。”

　　司马光，一个临危不乱、勇于砸缸的追风少年，这是许多人孩提时代的记忆。在那篇《司马光砸缸》的小学课文里，小小年纪的司马光，给人的印象除了勇毅，还有那个年龄段一般人所不及的智慧。不过，赵冬梅爬梳史料后指出，司马光砸缸之举虽非后人杜撰，历史上确有文章记载，但这一为后人称道的壮举，在当时似乎并没有成为他身上的特有标签，自然也谈不上什么火出圈。有趣的是，少年时代的司马光并非我们所想象得那样天赋异禀，反倒背记都比别人慢。好在这种慢并没有成为阻碍司马光学习的拦路虎，而是倒逼他倍加勤奋，愈加努力。

　　写司马光，至少有三件事不可回避。首先当然是前面提到的砸缸传奇。再就是历经十五年沉寂后，捧出的震惊世人的巨著《资治通鉴》。毫无疑问，这套跨越1362年历史、294卷约300万字的编年体通史是司马光人生的高光时刻。或许因为《资治通鉴》太过耀眼，所以很少有人注意到，司马光的遗世著作还有《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稽古录》《涑水记闻》《潜虚》《医问》等。三是他的仕途经历，尤其是他和王安石因为改革而互生龃龉。他在生命最后登上相位，其执政举止多为人诟病。

　　三件事中，第一件在今天知名度可谓最高，人尽皆知。第二件影响最大，世人皆读，也是后人研读历史不可或缺的史料。至于第三件，一直有这么个疑问，如果司马光有机会用《资治通鉴》的方式写王安石，王安石在《资治通鉴》中到底会是怎样的一种形象？

　　司马光生命中跨越了真宗、仁宗、英宗、神宗和哲宗五个朝代。北宋群星闪耀，在司马光四十八年的仕途生涯中，他与王安石、范仲淹、欧阳修、包拯、苏轼兄弟等名人有过交集。本书中，赵冬梅用大量笔墨铺陈司马光步入仕途，直至最后拜相的漫长经历。从司马光个人仕途纵深看，这也是他深耕基层和边关，饱经官场历练，政治见解逐渐趋向成熟的过程。

　　在司马光的仕途中，对他影响最大的两个人分别是他的父亲司马池，以及父亲挚友也是他恩师的庞籍。父亲是他步入仕途的导师，恩师庞籍则会指点迷津，关键时刻还为他挺身而出，视如己出。庞籍对司马光潜移默化的影响，在某些方面甚至盖过了他的父亲司马池。赵冬梅指出，“庞籍是一个勇敢正直、坚持原则的人，就连皇太后的懿旨他都敢抗命，司马光的执拗也少不了受他的影响”。

　　司马光的执拗还表现在“谏院五载”。在宋代，能够被皇帝钦点为谏官是一种荣幸。欧阳修说：“不得为宰相，必为谏官。”司马光则坚信“致诚则正”“蹈正则勇”。当上谏官后的司马光就像一道光，射向了那个迷茫的变革时代。黑暗因此而照亮，光彩因此更加耀眼。

　　嘉祐六年（1061）七月二十一日 ，司马光作为谏官首次上殿，一口气呈上三篇札子。第一札《陈三德》，被宋仁宗留中；第二札《言御臣》，被宋仁宗转发中书，供宰相们学习；第三札《言拣兵》，宋仁宗转至枢密院，给军政管理者参考。三篇札子言之有物，说明司马光有备而来，并非博取眼球。

　　谏官五载期间，“司马光一共上了一百七十多道谏书，平均每个月三到四道”。被他批评过的人，上至皇帝宋仁宗，及“各位宰相大臣，韩琦、欧阳修都被司马光批评过”；“往下是皇帝身边的那一群受宠的嫔妃、骄傲的公主、弄权的宦官、膨胀的外戚；再往下才是犯了错误的其他官员”。司马光火力十足，但绝不为了批评而批评，而是“深谋远虑，高瞻远瞩”“尊重原则，持论公允，理性而温和”。

　　一件小事足证司马光对谏官身份的重视与爱惜。北宋时期的谏官是有严格的职业操守，比如“谒禁”规定。所谓“谒禁”就是不能有私人聚会，这意味着，即便是有如义父的恩师庞籍，他也应有所回避。当恩师庞籍好不容易来到都城开封，“两人近在咫尺，一生情同父子，此刻却不能相见，只得书信频繁。命运如戏，司马光辞去谏官等待新任命书之时，恩师庞籍辞世，十九年师生之情，同城同地，最终未见到最后一面”。

　　司马光的政见极具远见，他的思考常常独到抢眼。在《贾生论》一文里，他明确直言反对贾谊观点。“文帝的时候，汉朝对匈奴，就像宋朝对契丹一样，是要每年奉上‘金絮采缯’来赎买和平的。这一点让贾谊感到屈辱。司马光却说：‘贾谊念念不忘那一点点的金絮，却忘了如果打仗要花多少钱？贾谊对匈奴与汉之间的礼节感到愤然不平，却忽视了如果打仗会给老百姓带来多大的危害。所以，凭什么说贾谊懂得治理国家的根本呢？’司马光认为，像贾谊这样，抛开国家真正的大政，只关注削藩和匈奴，是本末倒置、缓急失序、不明大体的”。当然，司马光并非完全没有自己的时代局限性。当王安石力推对有自首情节的杀人凶犯从轻量刑时，司马光却坚持认为“罪不可赦”。

　　司马光当时之所以会去潜心编撰《资治通鉴》，主因是熙宁三年（1070）反对王安石变法，他坚决辞去枢密副使的任命。在司马光眼里，《资治通鉴》并不是一部单纯的史书，更像是他呕心沥血搜集史料，精心给宋朝编撰的一本历史发展规律的参考书。

　　回到变法问题上，司马光认为“本朝的确需要改革，但改革绝不是草率的全盘否定，另起炉灶”，他想要的是，“改变王安石排斥异己的政治作风，取消王安石这些以搜刮老百姓为目的的新政，回到庆历，进行官僚体制的内部改革，节约国家财政支出，提高行政效率”。从这一层面看，司马光对民生的关注甚于王安石对“国库”空虚的焦虑，司马光赞成对社会影响更小的渐进式改革，这样对社会的负面影响自然更小。在这方面，司马光不乏知音，比如苏轼。元丰八年（1085），司马光出任宰相后，在高太后的支持下开始全面废除新法，但生命并没有给他太多机会，当然他的那些举措也没能得到士大夫们的广泛支持。

　　赵冬梅在序言中虽然难掩对司马光的景仰，但又“附加一个条件：‘不包括做了宰相的司马光’”。在她看来，坐上相位后的司马光，最终还是“背弃了自己一生的信仰，变得像他的对手一样颟顸、专横，不再宽容，不再谋求异见的共存相搅”。也许是司马光意识到自己时日不多，急于在有限的生命里干出一番“惊天伟业”？然而，他致力推动排除异己的那些方式，恰恰是当年他坚决反对王安石的重要原因之一。这一年多的为相经历，也让他原本光彩照人的仕途生涯，平添了些许灰暗的色调。（禾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