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梦溪

　　《四合院的孩子》是何大齐先生近日出版的一本图文并茂的回忆录。时间跨度为上世纪40年代到50年代，记录了一个小男孩看到和感受到的北京四合院的生活情景——从院子的格局到屋内的家具陈设，从屋外院中的花草树木、猫狗鸟虫到衣食住行、年节礼仪，从孩子们的学书习字、娱乐游戏到父辈往来的旧雨新知等。凡此大事小情，都真实地再现了那一时期生活的样貌。

　　何大齐生在北京，长在四合院，曾经创作过许多关于自己少时北京的画作，并写下了与之相关的逸闻掌故。但这些描绘多为市井百业、民风民俗，虽为亲历，却是旁观者的角度，对于发生在四合院里最为真切的自身生活反倒是鲜有涉及。如今这个小男孩已是耄耋老人，他用入情的文字，用富有意趣的图画，重建了一座记忆中的四合院，带读者返回已然消逝但永远纯真的生命时光之中。书中的点滴记述，既是对七十多年前一户平凡北京人家的个体微观，更有对一个时代、一座城市的共情。

　　年过八旬的何老又出书了。

　　新书发布会就在离这个四合院不远的西四地铁口砖塔胡同口一间小小的书店“正阳书局”，书店外面的院子里，就是万松老人塔。“我小时候就生活在这样的四合院，坐在这儿，往事就像过电影一样想起来了。”何大齐对来参加新书分享会的读者们说，树荫影影绰绰晃动在何老脸上，将时间拉慢。

　　何大齐老先生1940年生于北京，1964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在《北京晚报》五色土书乡版面所设专栏“老北京风情”受到颇多读者喜爱。作为一直与何老合作的“小编”，自然要来悄悄探访一下现场。

　　何大齐出生在故宫东北方向不远的一个叫孟家大院的胡同里。五岁时父亲购置了新居，遂搬到西安门北黄城根二十三号。这是一座三进的大四合院，在这里，全家居住生活了二十多年，直至一九六六年迁出。

　　一九四五年初春，何大齐一家搬进了西黄城根一座三进的四合院，这是一座有近三十间房的大宅院，总面积有一千四百多平方米，院子里的大槐树，“三个孩子都合抱不过来”。因为西黄城根大街是南北向的，所以何大齐家的大门是坐西朝东的。有现场的读者问：您家为什么能买得起这么大的院子呐？这可能也是坐在书店旁的四合院听何老讲故事的读者们心中的好奇。

　　何大齐的祖父母育有六个儿女，何大齐听祖母说，祖父是北洋政府农商部的官员，而且擅长书法，常常有人来求字，北京有些大的店铺的牌匾就是请他书写的，所以祖父的收入能养活一大家子人。

　　然而在何大齐父亲十七岁时，祖父染上了肺结核病，无药可治，很快就离世了，只留下他的祖母带着一群孩子，生活难以支撑。这时，他的父亲因为从小在教会学校学习，精通英文和法文，主动提出要去上海闯荡谋生。何大齐听父亲讲，当时祖母在去前门火车站为父亲送行时，难舍难分，拉着他的手说：“咱们不去上海了，我不放心啊！”可是父亲决心已定，在1929年独自踏上了去大都会闯荡的漫漫长路。

　　幸运的是，上海当时公司林立，父亲凭着流利的外语，很快在一家德国洋行找到了工作，是在一家医药公司推销医药产品。因为他的勤奋努力，收入越来越多，他把挣的钱都寄回北京来，供弟弟妹妹们上学。

　　后来，何大齐的父亲与母亲结婚，在上海生下了他的两个姐姐。再后来，他的父亲被派回北京的公司工作，全家人又回到了北京。当从上海回北京时，何大齐的母亲怀着他，在景山东一条叫孟家大院的胡同里租了个院子。“有人说，幼儿的记忆会随着年龄消失，但有些特殊的事会在脑海里保存一辈子。”何大齐这样说。

　　留声机传出“夜来香”

　　何大齐老人家的家庭，可能有点特殊，但也是那一代很多家庭的缩影——一大家子人住在一起，同时接受着中国传统教育和西方思想的浸润，教育上也是中西合璧。

　　何大齐的父亲是在教会办的法文学校读书，老师是法国人，课堂是法语教学，他的叔叔后来又在上海就读了法国人办的震旦大学医学院，后回京当了医生、医院的院长。他们的书柜里有许多英文、法文书籍，平时穿西装，来往的朋友中有不少外国人，爱喝酒，但是不喝白酒，家里的酒柜中摆放的是威士忌、白兰地、朗姆酒，吃面包要抹黄油奶酪。

　　从这些外在的习惯看，何大齐的父辈已经非常“西化”了，但是他们骨子里又对中国的传统文化如痴如醉——四合院中的家具布置，都是中式的花梨、紫檀、红木等，穿衣镜、太师椅、美人床、国画条屏等一样不少，院子里鱼缸养着鱼，秋天会吃蟹，冬天去市场买羊肉吃炙子烤肉。房间里，处处挂着山水花鸟和书法作品。

　　何大齐的父亲和叔叔迷恋京剧，每天吃完晚饭，就聚在前院南屋，叔叔拉胡琴，父亲唱梅派的旦角名段。平时不但经常看演出，还认识不少梨园名角，时常来往请教，在家刻苦练习，有时还全副装扮上台演出。

　　书封面上画的一台老式留声机，平时会放很多京剧唱片，一些百听不厌的唱段，小时候的何大齐就常常坐在旁边反复听，七十多年后，他还能脱口而出几句片段。这台留声机，是何大齐的父亲上世纪三十年代在上海购置的，回北京工作时随行李运回，成了一家人的宝贝。

　　何大齐记得姑姑喜欢用留声机播放西洋歌剧，祖母听不懂，就问，“这鬼子在嚎什么啊？”有时全家开交谊舞会时，留声机里就放李香兰演唱的《夜来香》。

　　这样专业的“票友”，演出结束卸妆后，又换回西装，讲起法语，开着福特汽车回家的场景，在年幼的何大齐心中暗自感慨：“这么两个相悖的画面，在我家四合院里和谐地重叠着。”

　　老北京有许多大家族，何大齐说，就像在他儿时回忆的何姓家族中，有血缘关系的人可能有上百人之多，一对夫妻六七个孩子，孩子又结婚生子，家族自然越来越大，何大齐的祖父排行第九，祖母便是人称“九婶、九大妈、九奶奶”，何大齐心中的祖母就像《红楼梦》中的贾母那样，是一家人的大家长，老祖宗，全家人都围着她讨她开心。

　　不过这个“贾母”性格也是极为鲜明，在何大齐书中《祖母的生日》一文中他就写到，祖母生于一八八二年光绪年间，那时女孩子都要缠足，但家人给祖母缠足时她就寻死觅活，把裹脚布全拆下来扔了，这个脾气，家人也就只能放弃，所以她成了那个时代罕见的“天足”妇女。何大齐用“个性强、脾气大、读书多、主意正”形容自己的祖母。

　　这样一位意志坚强的女性，四十岁守寡，将年幼的六个孩子拉扯大，在最艰难的日子里，也坚持要让每个孩子读书受教育。但何大齐的祖母也有专断的一面，那时，“三叔”在平安医院当院长，一位评剧名角总去找“三叔”看病，两人互生情愫，爱上彼此，但祖母的封建老思想却强烈反对儿子和一位唱戏艺人结婚，后来，“三叔”终生未婚。

　　书法绘画多半是自学

　　何大齐已经出版的书和他的专栏都是既有绘画又有书法，但细究起来，好像他也没有专门训练过，只是耳濡目染，兴趣使然，自学成才，有些机缘巧合。

　　何大齐小时候在四合院住的时候，屋子里就悬挂着清代名臣刘墉的草书“知足知不足之室”，因为是草书，“足”字和“是”字很像，同学们来他家玩，都念成了“知是知不是之室”，传为了笑谈。

　　何大齐小时候虽没有见过书法家的祖父，但他的伯父和四叔都继承了祖父的书法家学。每当他们练字时，年幼的何大齐便站在旁边，他们不讲，也不刻意教，就让你看着。他就在旁琢磨他们如何运笔，如何布局，晚上躺在床上也对着屋里名家的字画琢磨，慢慢体会其中蕴含的神韵。

　　在他伯父和叔叔的影响下，何大齐先练习楷书，临柳公权的《玄秘塔碑》和《神策军碑》，每天晚上练一个多小时，又临颜真卿的《多宝塔碑》和《东方朔画赞》。过一段时间后拿给两位长辈看，感觉到长辈的神情中有股“孺子可教”的鼓励。就这样随着基础渐牢，他接下来不断拜师学艺，从幼年到如今，写毛笔字已经成为了他生命的一部分。在学习篆书的时候，他又对古文字的字形结构产生了兴趣，开始认真研究《说文解字》，于是我们能在每周六《北京晚报》封底版看到何大齐老先生的“字字有源”栏目，用图画和书法讲解每个汉字的由来，体会汉字的逻辑与美。

　　画画就更是完完全全的自学成才了，何大齐是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报刊上批判美帝国主义的漫画学起，收集报刊中黄胄和叶浅予的速写，促使他没事就夹着个画板画周围的人物。渐渐画得好了，他就到护国寺和白塔寺的庙会上去画，其中许多故事，读者可以去书中找到解答，这里只讲一件：作为画画着迷的“粉丝”，一九六一年，他还拜访过叶浅予先生，当时他和同学只是听人说他住大佛寺，找来找去，还真找到了叶先生的院子，当时叶先生病好刚出院，精神不太好，他们并没有多打扰，后来何大齐把自己的作品寄给叶先生看，叶先生还用毛笔给他回信，肯定他的速写，鼓励他要深入生活。就这么，一画又是一辈子。

　　当初决定买下这么大的四合院，其实也不是只为了家里的十几口人住，来往不少亲戚，有困难的、来北京的、有需求的，都来此投奔落脚。何大齐祖父的七哥就长期借住在他家，因为何大齐出生时爷爷已经去世，“七爷”就成了爷爷的样子。“七爷已经是七十岁的老人了，剃光头，留着山羊胡子，叼着烟袋，身上总是穿着中式的大襟袄、缅裆裤，一派老北京人的装束。”晚报的读者们可能会发现，在何老的专栏“老北京风情”和“字字有源”中，常见到这么个老人家的形象，就是他的七爷。

　　《四合院的孩子》一书开篇的大拉页，展开便是四合院的远景，值得注意的是，作为唯一的“背景”，就是远处的白塔，就此，何老还特地提醒笔者，这是西四那边的白塔，可不是北海那个白塔。何老说，这儿（正阳书局）离白塔很近，你可以再溜达过去看看。发布会之后，笔者倒真实地走了一趟，这里离何老童年的四合院不过几百米、一个街口的距离，虽然“黄城根二十三号”的四合院如今已不复存在，但周边还留有不少古迹，一路向西，广济寺、历代帝王庙、妙应寺白塔……一路走过去，也不失为一种当下流行的“citywalk(都市漫步)”的一种选择。可能何老把新书见面会的地点选在这里，也有重返童年之意。

　　让京味文化再次绽放

　　二〇二一年秋，在筹备《北京的春节（增订版）》一书时，根据编辑构想，他详绘了一帧过年时他家院落的俯瞰图作为全书的开篇，由此为契机，不经意间勾起了他对儿时四合院内生活的回忆，一幅幅、一幕幕在脑海里浮现勾连，呼之欲出，于是有了这本书的写作。

　　何老在书的序言中写道：“书里所记录的生活，时间主要集中在20世纪40至50年代。这是中国人的生活发生巨大变化的时期，时代的列车轰鸣，岁月的扬尘纷纷落下之后，才发现庭院里开满藤萝花、春天撸下一把榆钱儿、除夕全家人一块包饺子、平日里跟着父亲听京戏、逛庙会的时候画速写……这一切仿佛才是真正属于个人的‘气象’，组合成生命中永葆纯真那个部分。”

　　如何老言，从元朝到明清，北京城逐渐形成了胡同与四合院共存的民居生态环境。这样的居住格局决定了人的生活方式、思想行为和道德观念。广大老百姓在这样的环境下，就有了许多的共识，并习以为常地一代一代沿袭着，形成了所谓的京味文化。

　　这本书中所写、所画的内容，大多发生在二十三号院内一九四五年至一九五五年这一时间段，是一个成长中的小男孩眼中的生活天地——从院落的格局到屋内的陈设，从花草树木、猫狗鸟虫到衣食住行、年节礼仪，从孩子们学书习字、娱乐游戏到父辈往来的旧雨新知、借住在家里的长辈亲朋等，凡此大事小情，都真实呈现了那一时期生活的样貌。这些点滴记述，既是对七十多年前一户平凡北京人家的个体微观，更有对一个时代、一座城市的共情。虽为过眼云烟，却又如此地真切、清晰，历历在目。

　　其实关于何老，还可以写很多故事。有时我觉得，或许正是童年这样丰富美好的回忆，正是四合院这段生活的滋养，令何老到如此年龄仍保有一份纯真。文字有时无拘无束，但是因为他做了一辈子的高中语文老师，身上的认真和执着，对细节的坚持和负责，又在我们每一次的做版和编辑过程中令人深深震动。在回忆往事时，他的文笔生动鲜活，仿佛时间倒流；在讲解文字时，他又非常严谨，常常就一个字的写法与我解释多遍。每年春节，他会写许多种类字体的“福”字送给编辑同事们，而在看到我们捧着送他的鲜花时，他又不顾腿脚，小跑起来接花束，笑得像个孩子。

　　“我从童年到青年二十多年间，这里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都陪伴了我的成长，牢牢地刻在自己心中，永远挥之不去，”何老说，“因为一切好东西都永远存在，它们只是像冰一样凝结，而有一天会像花一样重开。”（陈梦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