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　琰

　　在浩瀚的历史长河中，夏文化一直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篇章，然而，关于夏代的直接史料较少，很多信息都隐藏在地下，等待着考古工作者的发掘。追寻夏王朝的踪迹，探索夏文化的真容，成为一代代考古人接续奋斗的学术使命和担当。

　　从1959年徐旭生的夏墟调查开始，到“夏商周断代工程”“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一代代探索者手持手铲，刮开黄土，寻找夏文化的灿烂辉煌。有这样两本访谈录，似手铲之于考古，是窥探夏文化考古学的窗口，它就是《手铲释天书——与夏文化探索者的对话》。

　　《手铲释天书——与夏文化探索者的对话I》访谈对象为24位出生于20世纪20-40年代的考古学家。本书首版于20年前，一直备受考古学界推崇。本次修订，原貌呈现当时的学界状态，保持学术观点的原真性，体现夏文化探索的百家争鸣、百花齐放。《手铲释天书——与夏文化探索者的对话Ⅱ》对18位出生于20世纪30-60年代的考古学家进行了访谈，主要集中于他们探索夏文化的具体过程。

　　两本书，42位考古学家，80余万字，一部夏文化考古的学术史跃然纸上。对于后继的夏文化探索者，这两本书可以让他们观察前人做了什么，前人怎么做的，哪些研究是典范；对大众而言，则可以了解考古人怎么探索夏文化，为什么耳熟能详的夏王朝那么难找到。

　　这群人栉风沐雨，默默无闻地跋涉于田野工地之间，苦苦寻觅着与祖先对话的契机，缀合着历史可能出现的缺环，修正着后人对前人的认识，解读着天书般的人类文化遗存。

　　拉开夏文化探索序幕的徐旭生，在河南偃师境内勘查二里头遗址时，忽然下起大雨，道路泥泞，十分难走，他坚持冒雨调查完毕。待到徐旭生一行人冒雨在土路上跋涉十余里回到住所时，已经是晚上9点，早已过了吃晚饭时间，只得以冷馍充饥。第二天，他又照常外出调查。

　　发现二里头一号宫殿的殷玮璋，一次和两位同事对洛河下游作夏文化相关考古调查，当时正处于三年困难时期，吃住皆不好。有一天因调查回村的时间太晚，无法回考古队驻地，只能借住小旅社，结果那些臭虫和跳蚤太多，无奈之下，他们只能到大队柴草房中借宿。访谈中，殷玮璋回想起他们3个人被臭虫和跳蚤咬得满身大包、哇哇直叫的样子，感慨道：“我们当年称为‘跳蚤之歌’的情景，大概再也不会发生了。”

　　李伯谦带领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学生到二里头参加发掘实习时，和学生们一起拼陶片。陶片按单位摊在地上，人蹲在旁边，低着头一片一片地摸，一片一片地拼对，将一个单位成千块破陶片按质地、纹饰、器形逐一归类，最终分到个体，再对有可能复原的器物粘对复原，不仅要动手，还要动脑子。李伯谦回忆当时的情景：“那时候，一对就是一天，腰酸背痛，但谁要是复原粘对成一件完整器物，一切疲劳便一扫而光，不仅他痛快，大家都跟着高兴。”

　　主持王城岗遗址发掘的方燕明为了找到夯层和夯窝，摸清夯土的土质土色和包含物的特点，在清理夯土的过程中，顺着沙层用小竹签一边剔一边吹，吹掉沙子后，发现了卵石印痕的夯窝。自此还原王城岗夯筑的过程：王城岗土质黏性较大，打夯的时候，黏土会粘到卵石夯具上，需要每铺一层土先撒一层沙再夯实。因此，就有了“王城岗的夯土是方燕明吹出来的”之说。

　　一个个关于夏文化探索的“人”的故事，记录了几代专注于夏文化探索与研究的学者求证夏王朝的思想、路径与成就，更让我们感受到他们著书立说的背后，虽有寂寞和困苦，但更多的是喜悦和收获。42位考古学家的思想，汇流成迄今夏文化研究的历史、成果及共识。可以说，夏文化研究在立场、材料、方法等诸多方面，真正体现了“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

　　考古是探索文明的一盏灯，考古者是持灯的人，让我们翻开《手铲释天书——与夏文化探索者的对话》，跟随他们去穿越历史的隧道，触摸夏的大门。（张　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