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付　杰

　　2024年5月21日，国际布克奖评选结果在伦敦泰特现代美术馆正式公布，德国作家燕妮·埃彭贝克（Jenny Erpenbeck）凭借小说《凯罗斯》斩获这一重量级奖项，这也是2005年国际布克奖创设以来，第一位获得该奖的德国作家。

　　喜爱文学的读者应该不会对燕妮·埃彭贝克这个名字感到陌生。1967年她出生在东柏林，祖父母曾从德国流亡至苏联，战后又返回东德，父亲为物理学家、哲学家，母亲为翻译家。埃彭贝克成长于典型的知识分子家庭，最终成为一名戏剧导演和小说家。在《凯罗斯》之前，她已经创作了《客乡》《白日尽头》《时世逝》三部长篇小说，还包括中篇小说、散文、戏剧等作品。祖辈的人生经历，必然会对她的文学创作有所施为，因此她的小说经常融合严肃的历史题材和沉重的历史创伤，堪称以文学重述历史的典范。

　　在国际布克奖之前，埃彭贝克已经获得了汉斯·法拉达奖、《独立报》外国小说奖、斯特雷加文学奖等重要文学奖项。尽管她的作品还不算多，却部部质量上乘，著名文学批评家詹姆斯·伍德盛赞其为“这一代最杰出、最重要的德语小说家”。毫无疑问，埃彭贝克已经成为了世界文坛内一颗冉冉升起的文学巨星。

　　近年来，罗伯特·瓦尔泽、沃尔夫冈·克彭、托马斯·伯恩哈德、彼得·汉德克、温弗里德·塞巴尔德、赫塔·米勒等德语文学大师的作品陆续在国内出版（或再版），以一种集中爆发的姿态让我们看到了德语文学巨大的魅力。燕妮·埃彭贝克作为文学晚辈，某种程度上展现了德语文学在新世纪的延续与变奏。去年以来，国内引进了她的三部长篇小说，从中我们可以一窥她的创作风格和主题表达，并深深折服于她对德国历史想象性的文学再现。

　　《客乡》：一座建筑的见证

　　著名文学评论家、《与父亲的奥德赛》的作者丹尼尔·门德尔松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埃彭贝克小说的特征——“历史事件与个人意志的交汇点是她书中反复出现的主题”。埃彭贝克的小说总是弥漫着一股浓稠的历史感。

　　《客乡》也是如此，历史背景时刻悬置在小说的叙述之中，个人似乎与其保持距离，但又挣不开其巨大的引力。这部小说是埃彭贝克的长篇处女作，很大程度上奠定了她写作的风格与基调。小说的故事发生地为德国东北部勃兰登堡州的一处湖边别墅，在这栋建筑里，在将近一个世纪的时光中，不同的人前来居住又仓促离开，包括村长、建筑商、布料商、红军军官、作家等；而在这期间，德国历史也在经历着巨大的变迁：魏玛德国、二战、种族屠杀、冷战、东西德统一……

　　在叙事的进程中，埃彭贝克编织了一座故事的迷宫。阅读这部小说，就像是在进行一场复杂的心智游戏，太多的草蛇灰线需要爬梳。不过，只要抓住主线，就可以充分享受解谜的乐趣。另一方面，这部小说弥漫着沉重的气氛和诗意的哀伤，我们的情绪需要穿梭在时间的流动和时代的碎片中，遭受着一个个重大历史时刻的撞击。

　　人物来去匆匆，皆为过客，毋宁说，那栋岿然不动的湖边建筑才是小说真正的主角。它沉默无言，见证了一桩桩历史事件的发生及其所带来的离别和悲剧。小说中的园丁与他所照拂的这座建筑，一动一静，一人一物，未尝不是一对互相投射的镜像。他无名无姓，沉默寡言，却扮演了时光守护者的角色，同样经历了不同的雇主，也在无意中成为了他们命运的见证者。而这座建筑的一批批主人，只是暂时停留，犹如客居他乡。这部小说的标题“heimsuchung”，Heim是指家乡、故乡，Suchung有寻找之义，直译则是寻找故乡、寻找归宿。可惜的是，他们都只是这趟美丽而安静的逆旅中的行人，在寻找与失落中兜兜转转。

　　尼采在《历史的用途与滥用》中探讨了历史对于个人、社会与民族的必要性，并提醒我们“必须知道什么时候该遗忘，什么时候该记忆，并本能地看到什么时候该历史地感觉，什么时候该非历史地感觉”。埃彭贝克被誉为“德语文学的织布鸟”，她用小说筑造了一座历史博物馆，并“通过那些在历史转折中失落的人与物的故事，含蓄地展现历史磅礴的进程”。以个人史抵达国族史，看似波澜不惊，实则力有千钧。

　　《白日尽头》：一个女人的史诗

　　在《白日尽头》中，埃彭贝克以其精彩巧妙的叙事和天马行空的想象呈现了一个女人的生命史诗。这部小说最奇思妙想的设定在于，女主人公经历了五次死亡，作者却四次“复活”了她，让她每段猝然而逝的人生被接续，进而以“上帝之手”改写了她的人生经历。

　　“假如人生可以重来”，这是我们经常会有的妄念，埃彭贝克使之成为了其小说中的一个基本命题。她虚设了女主人公的五段人生，这五段人生犹如发生在五个平行时空，只不过她将其统摄于一身，集中矛盾与张力，深描了一个人的世界。

　　如果只是书写一个女人的日常，这部小说还不足以成为经典，埃彭贝克的高明之处还在于，她将主人公的人生置于宏大的时代背景之下，并将其嵌在重大的历史事件之中，个体映射时代，以私人勾勒历史，从而为小说开辟出了巨大的生长空间，让一个人的生命延长和伸展为整个人类世界的故事。

　　主人公的五段人生几乎贯穿了跌宕起伏的20世纪，其行走的足迹从加利西亚犹太小镇到一战后的维也纳，再从斯大林时期的莫斯科到柏林墙倒塌后的柏林。其间她与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或是擦肩而过，或是深度参与，她本人命运的齿轮也随之发生重大转动。女主人公在这些事件中一次次死亡，就像“死亡不是一个瞬间，而是一个前线，与人生持续的时间一样长”。

　　即使作家“逆天改命”，用文字强制重启了她的人生，主人公还是在耄耋之年走向了死亡。在诗性的文字中，小说别有一番沉重和低郁。

　　丹尼尔·门德尔松如此评价这部小说：“在埃彭贝克的作品中，宏大的主题与抽离的文风、世界历史与日常生活、全球性与地域性交织纠缠，这种特质在《白日尽头》中达到了顶峰，并以最自然和有说服力的方式呈现了出来。”的确如此，《白日尽头》将个人与历史有效地融合在一起，关注人的境况的同时，还探讨了时间的变迁与历史的异化，在形式架构与内容实验上均有突破。

　　值得一提的是，除了作家这个身份，埃彭贝克还是一位戏剧导演，使得这部小说像是一部舞台剧——五卷即五幕，上演了五段命运迥异的人生。《客乡》也是如此，这部小说共包括十二个人生片段，像是一出多幕剧，把20世纪的德国史切割为多个延续的部分，轮番上演着人物的悲欢离合。两部小说都是书写德国在20世纪所经历的历史阵痛，都讲述了一部微缩的史诗，无疑可以视为完美互文。不同的是，《白日尽头》以一个不断重启人生的女主人公为中心，以她的视角讲述历史的动荡与衍变；而《客乡》的基点则是一座建筑，不同年代的人物在其中停留，斗转星移，时过境迁，进而映衬出历史的沧桑与世事的无常。

　　《时世逝》：一批难民的境遇

　　当欧洲难民危机成为一个全球性的政治议题时，文学并没有逃避和缺席，埃彭贝克用《时世逝》表达了她对这一问题的关切与反思：如何妥善处理汹涌而来的难民问题？如何与不同种族的外来者和平相处？或者更进一步，如何真正地理解他者？人类命运的联结是否只是一种空中楼阁式的理论建构？

　　小说主人公理查德是一位刚从大学退休的古典文学教授，妻子已经去世，情人也离他而去，理查德的生活单调乏味，只有住处附近湖中的溺亡男子才能在他内心激起些许的想象。一次偶然的机缘，他注意到了柏林亚历山大广场上一群静坐示威的黑人，并由初始的好奇引发出一个并无目的的研究项目。深入了解这群黑人之后，他又转换为更加实质性的介入行动——为他们寻找工作机会，争取他们留在德国的权利。

　　这部小说的创作显然基于现实的问题和切身的感受。埃彭贝克采访了十三位难民，对他们的处境有了清晰的认知。小说中的拉希德、阿瓦德、奥萨罗伯等非洲难民，就是那些被访者的文学化身。

　　埃彭贝克的小说未必都是对实在历史的逼真还原，而是将人物的命运嵌合在巨大而无形的历史巨轮之中。这部小说虽是聚焦欧洲当下的难民议题，但历史同样是无法屏蔽的记忆。柏林墙倒塌前，理查德生活在东德，幼时也经历过战争所造成的颠沛流离。墙倒之后，他的身份被统一命名为联邦德国公民，但他对西柏林的街道并不熟悉，养老金也没有西德的同事高，这似乎仍在提醒着他是同一个国家的“二等公民”。

　　东德生活的记忆让他对这群非洲难民产生宝贵的共情。难能可贵的是，理查德的这份共情，并非虚伪的道德感。也即，他并非狄更斯的小说《荒凉山庄》中的杰莉比夫人，为遥远的尼日尔人请愿，却对门外受伤的孩子不闻不问。他是一位行动主义者，面对这些非洲难民，他送他们生日礼物，邀请他们来家中弹奏钢琴，还给他们购买家乡的土地，甚至让他们住在自己的房子里。

　　“只有他们今天在德国生存下来，才说明希特勒真的战败了。”小说中这个平淡的句子，无疑有广阔的解读空间。欧洲（更确切地说是西欧和北欧）繁荣富裕，与贫穷落后的非洲形成鲜明的对比。面对那些深陷泥淖的人，欧洲人不应袖手旁观，而是要去帮助人类共同体中的每一位成员。小说想要表达的，正是“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

　　布克奖评委会称埃彭贝克“以文学的形式介入欧洲关于种族、移民、民族主义和身份认同的议题，有力地回应了当下日益深重的危机”。在这个愈发动荡的世界，无论是现实层面还是心理层面，战争的硝烟再次燃起，边界的高墙还在垒筑，这部小说的回应是理解，是共鸣，是人道主义。它也告诉我们，人类的悲欢在特定的情境下是可以打通的。我们应以悲悯的心理、平等的精神和直面深渊的勇气，真诚包容失败者的逻辑，深刻体认底层群体的生存困境，并对他们的情感危机发自内心地感同身受。（作者为书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