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黄涯涯

　　近年来，新媒体飞速发展，网络舆论传播速度加快，信息传播门槛降低，由此引发的集体无意识施暴和审判现象层出不穷。网络暴力如隐形利刃，在虚拟空间肆意收割着人性的温度。

　　悬疑电影《恶意》抨击了为博取流量不择手段的舆论乱象，揭露了一些人打着正义旗号蹭热度的阴暗面。影片中，从拥有千万粉丝的媒体公司掌舵者萧保乾，到各类网络带货主播、情感主播、唱歌主播等自媒体人，几乎囊括了舆论旋涡中的各类群体。然而，作为一部以“悬疑”为主基调的影片，《恶意》却陷入了类型片创作与社会议题表达的两难境地。它过度依赖镜头转场和视角拼贴来刻意制造谜团，这种“强行悬疑”的手法只能给观众提供单纯的感官刺激，未能有效地在心理层面营造紧迫感，还导致结尾部分的主题升华显得生硬刻意。尤其叶攀、尤茜口中反复出现的“恶意”二字，如同“刻意点题”的标签，充满了说教气息，与整体叙事产生了严重的割裂感。

　　最终谜团的无效设置

　　在影片的核心谜团——“究竟谁杀了静静”中，编剧有意将矛盾焦点放置在静静母亲尤茜和护士李悦之间。一位是高龄二胎妈妈，一位是爱情受骗者，网络舆论的风暴中心就这样无情裹挟了两个生活的苦命人。网友深挖他们的历史，“证据”纷至沓来：李悦的舞蹈艳照、与医学权威的合影，尤茜的夜店视频、ICU拔管影像……编剧似乎低估了观众的洞察力，将谜题设计成一个看似困难实则简单的非此即彼的选择挑战。殊不知，在影片前半段人们早已猜测出“李悦为救自杀的静静而意外坠楼”的真相，警方基于跳楼距离的推算更是在无形中暗示了自杀的可能性。这种轻视观众智商的叙事策略极大地削弱了观影体验，使得悬疑沦为影片虚假的主题外衣，说教反而成了真正的内核。

　　其实，李悦和尤茜这两个角色都具有极大的价值挖掘空间。李悦，白天是救死扶伤的白衣天使，夜晚是追求自我的舞蹈演员；尤茜是在亲人与金钱之间挣扎的母亲。二人身上天然存在值得挖掘的话题。遗憾的是，《恶意》仅仅聚焦于“谁是凶手”，未能充分挖掘她们身上值得反思的深刻议题。所幸，尤茜的饰演者梅婷以精湛的演绎让我们看到了尤茜的挣扎和痛苦：在生活重担和精神重压之下，她坚强地扛起了家庭的重担，那饱经沧桑的双眸里盈满了岁月的故事。而这也成为了影片中难得的亮点。

　　情节反转的刻意追求

　　《恶意》充斥着大量的反转情节：坠楼事件的凶手经历了两重反转，由李悦转向尤茜，再由尤茜变为静静本人；舆论征讨的“恶女”对象经历了三者轮换，从李悦再到尤茜，再到叶攀；女主角叶攀本人更是经历了多重精神挣扎，从最初因尤茜奔溃哭泣而选择抨击李悦，到因道爷为李悦发声而开始怀疑尤茜，再到因试药人案中陈福军之死动摇报道的初心，最终在晨晨的背叛中结束了媒体生涯。

　　细究之下，大部分反转虽然有迹可循，但晨晨的背叛显然缺乏足够的动机铺垫。作为叶攀的助理，她前期表现出的崇拜与后期的背叛之间形成巨大断层。虽然“陈福军女儿”这个身份在逻辑上能够解释得通，但该身份缺乏足够的前期描摹，最终仅借叶攀之口点破，显得尤其生硬突兀，像是为了反转而强加的人物设定。而设置这一身份的根本目的，似乎就是为了服务于叶攀从巅峰跌落低谷的人物弧光，从而引导观众反思媒体舆论伦理。这种为服务主题而强行安插的人物关系，在影片中并非孤例。道爷作为扭转舆论风向的关键角色，显得刻意；“夜话”作为权威媒体平台，直播时竟然不与被采访人提前见面，导致出现重大直播事故；一个躁郁症患者在巨大压力下，竟然可以稳定自己的情绪且做到冷静发声。这些细节上的疏漏都进一步暴露了影片在叙事方面的问题。

　　媒体人物的理想化刻画

　　叶攀作为“夜话”的责任人，在网络新闻领域拥有极高的话语权。不同于单纯的媒体公关，她始终坚守记者对新闻真实性的执着追求，并秉持作为人的道德良知，对事件背后的真相不懈探寻。她坚持深入事件核心，与当事人直接对话，在尊重客观事实的基础上，如实报道真实的社会问题。

　　她所在的公司是一家融合网络新闻与流量带货的复合型企业。当她为追寻真相而不懈奔走时，上司萧保乾却为追求新闻爆点，发布了未经核实的报道。与此同时，同事晨晨也在暗中搜集针对她的不利证据。表面看似和谐的职场，实则暗流涌动，生动揭示了传媒公司内部错综复杂的利益博弈。

　　在这个充斥着利益博弈与错综人际关系的职场环境中，叶攀的坚持显得尤为珍贵。她坚信新闻的意义不应止于眼球效应，而要服务于社会进步与保障公众的知情权。她所象征的，正是这样一群坚守底线、心怀敬畏、勇于拼搏的新闻工作者：在利益驱动与道德底线之间行走，在快节奏的信息生产中保持理智与良知的独立，坚持用心为社会提供真正有深度的报道。

　　然而，《恶意》对媒体工作的刻画，未能弥补其类型探索与社会表达之间的失衡。当作品过度承载社会议题，当人性探讨沦为价值观输出的工具，即使再精良的制作，也难以抵达艺术的本质。只有让悬疑的藤蔓自然生长于现实的土壤，让社会批判的锋芒从人物的血肉中自然迸发，才能真正实现从感官刺激到心灵震颤的跨越。

　　综观全片，《恶意》试图以密集的反转和符号化的人物承载沉重的社会议题，却终究未能摆脱“主题先行”的桎梏。当悬念沦为吸引眼球的手段，当角色的挣扎被简化为道德说教的注脚，影片所批判的“恶意”，在其自身的叙事逻辑中悄然复现，这是对观众理解力的轻视，也是对艺术表达规律的某种背离。这部影片也警示我们，探讨网络时代的“恶意”固然紧迫，但若方法失当，再深刻的意图也可能被包裹于一层空洞的“悬疑”外衣之下，难以真正抵达人心。（黄涯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