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 超

　　2025年，正值抗战胜利80周年之际。微短剧机构一方面或许受到社会环境共振的影响，另一方面也可能是在预判和迎合受众的观影需要，在2024-2025年的时间里，集中产出了十几部抗战微短剧。目前来看，这些产品普遍热度不高，但引发了较大的争议。一些竖屏抗战题材微短剧对“重生”“穿越”“悬疑”等算法优选元素的拼贴，不仅未能为受众提供充足的情绪价值，播出热度极低，还直接导致7月21日广电总局发布《管理提示》，将其定性为“历史虚无”，最终导致其商业价值和社会意义两头不讨好的结局。

　　二十年前，以《亮剑》为代表的优秀抗日题材电视剧火爆荧屏。2010年前后，《抗日奇侠》《来势凶猛》等“抗日神剧”在资本的追捧下逐渐迷失方向。如今的抗战题材微短剧，不仅继承了“徒手接炮弹”“弹弓溃日军”“手撕鬼子”等神剧的衣钵，更演变出利用无人机侦察日军敌情的魔改剧情，将抗日战争这段中华民族沉痛的历史拆解为“15秒爽点”的堆砌。

　　《重回1944：我在东北打鬼子》《我在登高村打鬼子》《武神抗倭》等短剧，单从标题便可窥见其鲜明的网络文艺风格。追求爽感是网络文艺的核心法则，本无可厚非。但是，抗战历史作为国家民族的集体记忆，在网络传播中理应发挥凝聚民族情感和共识的社会功能。广电总局将部分抗战题材短剧定性为“历史虚无”，本质是指其造成了集体历史记忆在媒介传播中的失焦。与日常的情绪消费不同，观众期待在抗战题材微短剧中找寻到历史的新表达，在感官刺激之外感受民族曾遭受的苦难，进而将民族精神内化为个人的信念。然而，遗憾的是，这些微短剧并未能实现这一目标。

　　那么，抗战题材微短剧何以导致集体记忆失焦？

　　“神剧”是多重记忆冲突的产物。在市场、观众心理、审查制度等多重因素的影响下，抗战剧在艺术真实与历史真实、自传体记忆与语义记忆、群体内记忆与群体间记忆之间均产生了显著的矛盾。

　　首先，一些抗战题材微短剧打着迎合观众爽点需求的幌子，无视真实的历史，捏造和杜撰历史，让观众心生反感。这类短剧有两大主要特征：一是将抗战英雄推向非人化或超人化的境地。如《重回1944：我在东北打鬼子》中，对讲机、无人机、5G手机、防弹衣等现代物资被生硬地植入1940年的战场。这种“技术穿越”带来的优势，虽然能够为观众带来爽感，却极大地消解了先辈在物力维艰的条件下抗战所铸就的历史崇高感和悲壮感。《燎原之重回1938》使主角凭借金手指，获得无限试错的机会，频繁穿越至古代。这种娱乐化、儿戏化的处理方式，解构了抗战时期军人和民众在面临命运困境中所展现的人性张力，导致作品呈现出严重的审美降维。英雄飞天遁地，而曾经让祖辈们吃尽苦头的日军反派却集体降智失能。这无异是将艰苦卓绝的民族抗争，降格为大侠下山除暴安良。二是将宏大历史简化为个体游戏体验。《我在登高村打鬼子》《少年抗日队》等剧在“个人视角”叙事的驱动下，将具有宏大背景的故事简化为私人复仇，或是小团体的快意恩仇，将家国命题改为绿林江湖叙事，3500万军民的牺牲成了一场剧本杀游戏。这类设定彻底摒弃了“艰难——团结——胜利”的民族核心价值链条，导致历史真实缺席，民族精神也随之被稀释或悬置。

　　其次，亲历者的个体记忆与经典影视文本塑造的媒介记忆之间，因岁月流逝而产生了巨大的鸿沟。媒介所营造的“真实”正在悄然取代客观真实。抗战老兵及其口述史、影像和文字回忆录，正随着时间的推移在互联网中逐渐“积灰”，《抗日奇侠》《向着炮火前进》等，却反历史、反常识，乘着短视频的东风广泛传播，网络播放量极高。了解那段历史的人当然能洞察其中的荒谬，但在抗战神剧中成长起来的一代却可能浑然不觉。

　　再者，微短剧的爽感驱动机制与媒介形式限制，也是抗战题材微短剧叙事失焦的关键诱因。由于微短剧以情绪叙事取代情节叙事，主角单线推进挤压了复杂支线人物的塑造空间，塑造出简单化的受众审美。加之竖屏形态对展现全景式社会、自然图景的天然局限，抗战题材微短剧的审美纵深与叙事潜力被严重削弱。

　　当微短剧抗战叙事被竖屏和算法简化为“愤怒-复仇-爽感”的单调回路时，我们流失的不仅是先辈血泪凝结的历史记忆，更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情感的根脉。 唯有如《马背摇篮》般深植历史真实，精准呈现普通抗战个体的生命轨迹和命运抉择，捕捉民族浴火重生的决定性时刻，微短剧塑造的抗战记忆才能告别“外挂神话”，在历史与现实的深度联结中，在个体与群体的强烈共鸣里，完成民族集体记忆的当代表达与传承。

　　（作者系山东师范大学新闻与传媒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