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林苗苗

　　冯班（1602-1671）字定远，晚号钝吟老人，江苏常熟人，为明末清初的学者、书法家。明亡后，他佯作颠狂以避世，著有《冯氏小集》《钝吟集》《钝吟杂录》，并辑平生论书题跋函札，成《钝吟书要》一卷。

　　据《清史稿》，冯班“淹雅善持论，顾性不谐俗。说诗力抵严羽，尤不取江西宗派，出入义山（李商隐）、牧之（杜牧）、飞卿（温庭筠）之间，书四体皆精”。他不仅善书，还精于书论，清人杨宾说：“虞山钝吟老人论书，大概祖陈绎曾，而绎曾《翰林要诀》十二章，本以执笔为第一，是以钝吟训于家庭有笔法、结法二说。”

　　《钝吟书要》的主要内容为论述楷书技法和品评书家，其中论述技法以结字、笔法为主。冯班说：“书是君子之艺，程、朱亦不废。我于此有功，今为尽言之：先学间架，古人所谓结字也，间架既明，则学用笔。”“字有二法：一曰用笔。汝用笔疏硬而骨枯，非法也。看楷书，便知血脉处极细而有笔意也。二曰布置。左右向背，上下承盖，半阔半细，半高半低，分间架在布白处，汝毫无法，但直写而无意，不成字也。”“作字惟有用笔与结字，用笔在使尽笔势，然须收纵有度；结字在得其真态，然须映带匀美。”

　　至于品评书家，冯班多以晋人、唐人为宗，推崇钟（繇）、王（羲之）、颜（真卿）、柳（公权），虽为陈说，持论也有新意。对蔡襄，他如是评价：“蔡君谟正书有法无病。”“尝学蔡君谟书，欲得字字有法，笔笔用意。”对苏轼，他肯定其论书的“笃论”，但认为“东坡书有病笔”。他最不满意米芾，这和米芾评价“颜书”与其意相悖不无关系。元人推尊赵孟頫，而“明朝人书，一字看不得，看了误人事”。在述史的过程中，冯班从明代后期出现的“书法艺术时代风格论”里衍生出结字“晋人用理，唐人用法，宋人用意”的论断，他对“师古变法”秉持的原则是：“变古法须有胜古人处，都不知古人，却言不取古法，直是不成书耳！”

　　在《钝吟书要》里，冯班对书法家进行艺术实践时“本领”与“心意”的关系有着精深的论述。其实，这也从另一个视角回答了如何学古人、如何采古法的问题。所谓“本领”与“心意”，也就是“法”与“意”，对这个问题，冯班是以维护和强化古法的守业者身份出现的，他一方面要向明代掀起的一小股“无视成法，自由涂抹”的潮流发出自己的声音，一方面要为岌岌可危的“帖学”注入一针“强心剂”。

　　冯班认为：“本领者，将军也；心意者，副将也。本领极要紧，心意附本领而生。”“本领精熟，则心意自能变化。”他强调书家在熟练掌握和驾驭各种成法、练就较大“本领”的基础上，才有可能触及“达其性情，形其哀乐”的境地。

　　冯班对“本领”的内涵和制约作用，也有清晰而具体的界定：“所谓本领，只是规模古人，然须有取舍，不得巧拙兼效；虽欲博涉诸家，然须得通会，不可今古杂出。”学古人、涉诸家，必须“有取舍”“得通会”，若没有扎实的传统功力，没有有效的法则约束，既不能达到“两须”，也很难避免“两不”。那种恣肆的涂抹，只会践踏、破坏书法合乎传统艺术的“性”“理”“法”的完整性、一致性和规律性。

　　为了证明其观点，他加以佐证：“唐人用法谨严，晋人用法潇洒，然未有无法者，意即是法。”“宋人作书多取新意，然意须从本领中来。”“晋人循理而法生，唐人用法而意出，宋人用意而古法俱在。”“唐人尚法，用心意极精。宋人解散唐法，尚新意而本领在其间。”

　　冯班对“唐人用法”的评价是抓住要害的，对“宋人用意”的认识基本上是正确的；宋人以意为书，正是为了从精神上学习晋人。他认为，既然晋人把握了书法创造的客观规律，能得心应手，随意而书，其中必然有方法的运用；唐人、宋人以晋书为基础，表达各自时代的意兴，实现各自的艺术创造，当然要运用古法。他们都是有“法”的。冯班没有以一个时代的“法”去否定另一个时代的“法”，但他对不同时代的“法”加以区分。

　　在冯班的“理、法统一观”和“意、法统一观”中，“理”是事物构成的客观规律，于书法上反映这些规律的就是“法”。原理派生方法，方法体现原理，故“理”“法”具有同一性。“晋人循理”，遵循客观规律，法在其中；“唐人用法”，“法”也是规律的体现；“宋人用意”，同样是从古人那里来。所以有法者并非无意，用意者并非无法，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才讲“意即是法”——也就是从用意中考察用法，从用理上理解用法，而不是把法当作某种固定的模式。

　　冯班认为，对书家而言，有了精熟、高超的“本领”，才能“用心意极精”，才能“尚心意而本领在其间”，才能在创作时自由驰骋。“本领”与“心意”相互依存，不可偏废。不过归根到底一句话：“本领者，将军也；心意者，副将也。”从这方面去理解，冯班论断的合理性、积极性是比较容易被发现的。冯班对这些问题的思考，虽然仍以传统书论作为基础，但他把传统书论向前推进一步，这值得肯定。

　　画之“南北二宗”论，始于董其昌，冯班受其启发，根据书史知识，提出“画有南北，书亦有南北”。这是书史上第一次提出“书有南北”之说，比阮元的“南北书派论”还早一百多年。这一观点的提出，虽无明确论据支撑，但对阮元“南北书派论”的形成何尝不是一种启发与推动？受传统观点影响，冯班在《钝吟书要》里对宋、元一批有成就书家的品评持论过高，这是不足之处。

　　总而言之，冯班的书学思想继承了明代积极、开放的一面，并且有一定的发展。尤其是他对石刻碑版的推崇，无疑是清代后期“碑学”崛起的“先声”。（林苗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