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孙陆军

　　在《一蓑烟雨任平生——苏东坡生平游记》两年之后，张君民又推出新著《遇见陶渊明——陶渊明心灵游记》，时代从风云变幻的大宋王朝跳跃至刀光剑影的魏晋之际，风格由酣畅淋漓转为清远淳古，颇得苏公“随物赋形”之妙。

　　何以有此变化？按照作者自云：东坡先生已是真性勃发、“千古风流人物”，何以尚拜渊明为不可企及的文章高峰、节操典范？——所谓“渊明吾所师”“我不如陶生，世事缠绵之”。带着这种疑问，作者将目光再度前移六百多年，聚焦在这位浑身静穆而又面目飘渺的“田园诗人”身上。其主线便是追溯剖析传主之人格节操之形成，“遇见”陶渊明的时代、家世、文化浸染、生平实历、诗文作品，以期还原真貌、洞悉心灵。

　　时代、人格与文格的交融互织

　　《遇见陶渊明》有几个显著的特点。首先，时代勾勒清晰明快，简明扼要。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最为混乱动荡黑暗的时代，要能捋清其间的政治纷争、权力更迭、历史消长，非下一番大功夫不可。而作者却能游刃有余、娓娓道来，不见局促窘迫之感。陶渊明处于晋宋之际，而著者却从东汉和帝切入，长辔远驭，追根溯源。

　　第一章“时代”的总题为“八表同昏平路伊阻”，虽借用陶氏《停云》诗句，亦可见识见。这一章下，“丛林法则”“魏晋风度”“无奈的反弹”这三节标题继而揭示了时代真相：“知识与仕宦的世袭，是形成士族门阀的主要原因”，“累世相传历数百年而不坠的经学之家就成了所谓的‘门第’”；“苦难孕育辉煌的艺术”，“酝酿出另外一种生命力量”。这种历史的叙述其实贯穿始终，不仅仅限于开篇，使得人物的活动始终有背景可查，“随叫随到”，显示出著者对历史的熟稔。

　　其次，陶渊明的诗文成为研究的重心。不仅对其家族的梳理从《命子》一诗开始，而且陶渊明本人的生平经历、所思所感亦大都通过诗文为证，所以该书从框架上可称人物传记，但却以诗文作品为核心分析内容。这不仅仅由于传主的生平经历比较简单（陶渊明一生游宦虽前后十几年，但时仕时隐，断断续续，绝大部分时间是在乡村度过，琴书自娱、躬耕劳作，缺乏如苏东坡般惊涛骇浪的宦途生涯），而且诚如宋立民先生在评前作《一蓑烟雨任平生——苏东坡生平游记》时所说：“就‘纪实性’与‘即时性’而言，诗词在传记中的‘史料价值’，是不下于书信与日记的，而且其间的情感更为丰富而直接。”故而本书称“心灵游记”，是突破了一般传记著作的写法的，使读者直面传主的情感心理，由此辐射开去，与诗文中出现的历史人物共同构织成一个广阔的精神世界，由点及面。

　　如在“先贤”一章中，即让读者逐一了解陶渊明笔下赞美和崇尚的古圣先贤，由此去挖掘陶渊明的精神来源。而在“归隐”一章之“南村素心人”一节，则从陶渊明“闻多素心人，乐与数晨夕”诗句寻索开去，将颜延之、慧远法师、周续之、王弘、殷景仁、张野、羊松龄、庞遵等交游对象纳入叙述行列，既展示了传主的平生事迹，更扩充了历史与文化的空间。

　　当然，更重要的是全书对陶渊明精神世界的合理而优美的发掘论述。从“那可是当时开得最卑微、最朴素的一朵文艺小花”，到“他的文学世界成为其后中国文人士大夫的精神归宿”，其人格质素何以形成？作者认为，陶渊明一方面“有着曾祖父陶侃出身寒微所具有的质朴和勤奋”，另一方面“也有着外祖父孟嘉士族阶层所具有的高贵与镇静”，陶渊明追溯与寻找着的是一种荣耀、一种高贵，甚至是一种不屈、一种规律和选择。家世背景成为陶渊明性格人品的重要基因。

　　放眼陶渊明短暂而又漫长的五十六年人生，作者指出那是“一条人格与文格交融互织的人生脉络”，是“一条以儒家的仁厚、孤介为主线，伴以道法自然的率真与知足，形成他独有的穷困潦倒却又自足尊严的奇妙人生之路”。从质性自然、委怀琴书的少年时代，到“畴昔苦长饥，投耒去学仕”的生命转折，再至彻底归隐田园、以至晚年，勾画了柴桑古村落里美丽静谧的生长环境、“弱年逢家乏”的物质条件、儒学根柢的奠定、四仕四隐的原委，再现了陶潜不唯“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的个性，同时“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的雄豪健壮亦是其本色。尤其“唯《闲情》一赋”这一节，更是将少年（一说丧偶之后）渊明的细腻浪漫表现得奇妙华美，“秀出天外”。终身不废人事的靖节先生的深情于此可见。至于“逃禄的根源”，则以《感士不遇赋》为审视对象，指出“称情适性”才是最好的生活方式，也是陶渊明一生所坚持的法则。

　　从桃花源到归去来

　　著者善于裁剪材料、巧妙布局。如“闲饮东窗”一节，将诗人关乎饮酒的诗句典故一并叙述，并统计其一百二十六首诗篇中与饮酒有关的文字，共九十多处。可以说，陶渊明“把酒大量地写入诗中，几乎篇篇诗中有酒，可谓有史以来第一人”。而在他《饮酒》组诗二十首中，对社会现实的关注与批判的诗篇几乎约占半数，说明陶渊明并不是人们通常想象的脱离尘世、超然物外、忘情现实。

　　尤其对陶渊明晚年的归结，以“人生似幻化，终当归空无”为题，首先描述的是著名的《桃花源记》：“就像一个迷路在沙漠之中干渴得要死的人，前望茫茫沙海，幻化出烟波浩渺的水面，饥饿与病痛也让陶渊明的眼前幻化出海市蜃楼，朦胧之中，他化作一位渔夫，划着一只小船，顺着一条桃林夹岸、落英缤纷的溪流，走进了一个梦幻的世外桃源。”这样的合理想象，对于体察诗人的心境、揭示精神的隐秘颇有助益。而檀道济的接济粱肉与渊明的“麾而去之”，更将病入膏肓的诗人的节操升华为具象。

　　全书最后三节“死如之何”“最后的牵念”“归去来兮”，可看做渊明临死前的三部曲，显示出他对死亡的达观、慨叹，对儿女们的骨肉深情。最后作者以一首《拟古九首（其五）》作结：“这位东方之士，神也？人也？陶渊明本人也。”他“清晨出庐，沿着一条青松相伴的山路，攀缘而上，直入山巅。山上白云缭绕，亭台楼阁，‘芳菊开林耀，青松冠岩列’”，“这里没有寒冷，没有饥饿”，“那把断了弦的琴也在那里，只是琴弦早已修复。手把琴来，先弹奏幽怨的《别鹤操》，再弹高洁的《双凤离鸾》，激越又悠扬的琴声穿越天际，引来了成群的青鸾”。余音袅袅，回味不尽！

　　就是这样，作者以陶渊明大量的诗文本身作传记的资料，辅以相关史料，解释引申，翻译评论，以期获得对传主的全面认识。全书资料详实，取舍精当，不仅使人了解陶渊明本人的事迹，同时历史上的相关高人逸士、道德贤良亦在在多有。

　　著者虽云全书完全根据梁启超《陶渊明年谱》纪年纪事，但其间的发挥想象又是传记作者必备的素养。优美的语言与历史的熟稔应是优秀传记的重要条件。

　　“世界上最快乐的一个人”

　　通过该书的“四观”，所谓以时观人、以人观人、以文观人、以境观人，我们的确可以对陶渊明有一个较为立体地了解，而不是简单的“田园诗人”的名号及浑身静穆、似乎缺乏情感交游的固有印象。“以‘六经’为主的儒家经典成了主导他一生的核心思想”，除了家族传承的基因，陶渊明人格节操的形成，“更重要的是饱读诗书的文化浸润”。

　　对于陶渊明的思想倾向，历来众说纷纭，聚讼不休，其实儒道两家在陶渊明身上得到很好的统一。早在1923年，开创近现代陶渊明研究的梁启超撰文《陶渊明之文艺及其品格》，提出陶渊明虽生长在玄学、佛学氛围中，其“一生得力处和用力处，却都在儒学”,“他只是平平实实将儒家话身体力行”。梁启超称赞陶渊明是“真人”，其文艺是“真文艺”，并认为陶渊明“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快乐的一个人”，‘四体诚乃疲，庶无异患干’两句话，真可为最合理的生活之准鹄”。他将“勤靡余劳，心有常闲。乐天委分，以至百年”作为渊明先生人格的总赞。

　　这对于我们今天的人都有很好的启发，安贫乐道与随运任化本身就是无法截然划开的，没有对自然之“道”的领悟，是无法“安贫”的，也无法获得天人合一般的快乐，也不会搬柴运水、不避风日。儒家之道亦讲求顺应人情之“自然”，反对隔绝人世、绝情去欲。郭象讲“终日挥形而神气无变，俯仰万机而淡然自若”，便是对儒道两家的调和。在这个意义上，这本陶渊明“心灵游记”，对于我们今天思考生活的合理方式、生命的存在状态、真正的人的价值体现，都有适得其时的作用。（孙陆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