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杏永乐

　　苏格拉底、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被后世称为“希腊三贤”，因为他们三人的哲学思想深刻地塑造了西方文化的形态，对西方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毫不夸张地说，后世西方哲学所关注的议题均可以在他们那里寻找到源头。

　　要详细论述西方哲学文化的源头是一件几乎不可能实现的事情。今日人们知晓的最早的古希腊哲学家是泰勒斯，但对古希腊哲学乃至整个西方哲学的形成产生深远影响的人物则毫无疑问要属苏格拉底。苏格拉底对人本身的关注开启了西方哲学自始至终关注人本身的传统，也使得对人本身或人本质的关注成为贯穿后世西方哲学的核心议题。历史的诡谲之处在于，苏格拉底的思想是经由他的学生柏拉图保存和记录的，于是后来的人们很难知晓某些哲学思想究竟是苏格拉底的还是柏拉图的。换言之，后人看到的苏格拉底哲学有可能是柏拉图化后的苏格拉底。因此，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就成为西方哲学文化的源头。他们对一些哲学问题的回答与解决，在一定意义上，是为后世的哲学家们“立法”。

　　在古希腊之后，西方文化迎来了漫长的希腊化时代。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的思想经由希腊化地区的传播，不仅对世俗政治产生影响，也对宗教产生影响。进入现代以后，许多西方哲学家思考的问题也都可以从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那里找到源头。比如康德的“什么是人”的问题，就可以看做是“认识你自己”的现代表达；而黑格尔在建立自己的辩证法理论时，更是将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的哲学视为抽象和具体的两端。

　　《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西方哲学文化的源与流》一书，从源与流、横与纵的角度，对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哲学思想作了全面的刻画与描写，让读者行走在文化中，领略思想的盛景。作者阿瑟·赫尔曼是美国知名历史学家，其对历史的关注主要是从宏观视角入手，但又不同于一般的宏观历史研究，这使得他的研究往往能够给读者带去新意。宏观的历史研究一般涉及的史料、主题众多，所以撰写宏观历史研究著作需要作者具有深厚的史料功底，并且还要能够对这些史料进行灵活应用，合理裁切，不然就容易陷于史料的堆砌或者叙事的繁杂。阿瑟·赫尔曼对史料的选择以及对讲述视角的抓取体现了其独到的历史研究视野。他以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哲学思想为线索，详细讲述了这两位伟大先贤的哲学思想在整个西方历史中的变化。同时，经由他们的哲学思想，赫尔曼也实现了对西方历史发展演变的讲述。

　　本书中，历史发展与哲学思想的发展交织在一起，相映成趣，这极大地便利了读者的阅读与学习，使他们不会被这部大部头著作所吓倒。在某些意义上，赫尔曼在本书中做到了黑格尔所说的“在思想中把握它的时代”。

　　在赫尔曼看来，西方哲学文化的主流不外乎是在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之间来回横跳，一个时期内柏拉图哲学占据主流，而另一个时期则是亚里士多德的哲学占据主流。造成如此局面的原因，固然是两位先贤处理哲学问题时截然不同的方式和策略，同时也与时代自身发展的需要密切相关。而两位先贤之所以有不同的方式和视野，赫尔曼的解释是，这与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的出身有关，一位出身贵族，另一位是医生之子，其所接受的教育以及所受到的熏陶不同，使得两人在哲学视野上产生巨大的不同。

　　柏拉图关注理念、关注形式、关注永恒的东西，并且基于这些抽象构建自己的哲学理论；亚里士多德则相反，他采取的是一种务实的态度。他从对具体事物的诸多方面的规定中推出关于某一事物的近乎整全的规定。由是，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哲学研究成为后世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的代表。这两种研究哲学的方式无所谓优劣，但却对后世的整个学术体系的发展产生了影响，尤其是亚里士多德的归纳法成为经验科学在相当长时间内的主要研究工具。后来，一批柏拉图的追随者，即新柏拉图主义者从理性演绎出发，建构了科学研究的另一范式。于是，经验归纳与理性演绎成为科学乃至哲学研究中的重要范式，在不同的科学之间呈现出不同的偏重。

　　本书所揭示的正是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之间，以及后世分别追随他们的人之间所产生的各种区别。这种区别贯穿于西方文化，影响了西方人的思考方式，并且伴随着西方的全球活动传遍世界，并产生了深远影响。

　　在当今这个全球化时代，研究西方、了解西方变得更为必要。本书为我们深入了解西方文化，提供了一种“行走在文化中”的路径，即不只是了解西方文化的现在，更要了解它的出处和渊源。因为只有来自人类不同文化之间的不同思想实现充分的碰撞与交融，才能更好地推动人类社会走向和谐、开阔的未来。（杏永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