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黎　文

　　20世纪，全球力量对比发生了深刻变化，亚洲力求摆脱贫困衰落之境。这一时期的亚洲人民如何看待自身之间的纽带，如何看待他们在世界上的角色？印度历史学家、哈佛大学加德纳海洋历史与事务教授苏嘉塔·鲍斯（Sugata Bose）在新书《欧洲之后的亚洲：在漫长的20世纪想象一个大洲》（Belknap Press，2024）中给出了答案。

　　鲍斯认为，19世纪初，英国殖民征服印度，在印度种植鸦片，以此购买中国茶叶——茶叶进而取代印度纺织品成为东印度公司贸易中利润最丰厚的商品——欧洲对亚洲内部联系的这一系列操纵，导致了全球经济力量平衡的决定性转变。亚洲的贫困是一种现代才有的现象。

　　到了20世纪初，亚洲人民在思想、艺术和政治上都逐渐觉醒，试图打破欧美模式，并将亚洲性定义为全人类团结的中心。如当时的东京，即可谓一座反殖民主义的大都市，吸引了来自印度、中国、土耳其、越南和菲律宾的学者和活动家。鲍斯考察了亚洲知识分子及其思想如何跨越殖民地和国家边界，而他们拥有与欧洲截然不同的共同情感和价值观。例如，1915—1916年，孟加拉思想家萨尔格尔旅行至日本和中国，与诸位知识界人士见面并交流。他们以整个亚洲大陆为思考对象，开展文化对话，揭示亚洲的普遍主义和世界主义观念，包容多种种族和信仰，蔑视欧洲理性、国家认同和联邦观念的限制。

　　在书中，鲍斯选择泰戈尔作为叙事的关键。泰戈尔一直在思考亚洲的概念，1932年，他在伊朗演讲时曾经说：“如果亚洲要迎来一个新世纪，就必将用一个更为真实的新声音表达自己的观点。而如果我们仅仅是模仿欧洲，哪怕发出狮子吼（singhnath），那也将是失败的。”

　　“跨越亚洲的思想、文化和政治对话”在知识界追求“亚洲作为方法”中达到高峰。这是1960年代，研究中国文学的日本学者竹内好提出的观点。鲍斯说，他认为今天的亚洲正处于一个时代的尾声，另一种未来正在向我们招手，“我想确定我们应该从过去继承哪些遗产，以便在未来不确定的旅程中伴我们同行”。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玛蒂亚·森推荐说，“这是一部辉煌的大陆联系史，为亚洲的共同未来提供了重要的借鉴。”（黎　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