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元杰

　　世界经历百年未有大变局之际，全球化潮流在近些年受到多方面的挑战。在这样的背景下，涌现出许多研究古代中国与全球化潮流的著作。以书为媒，我们得以回顾古代中国，尤其是明清时期在全球化潮流中的作为，也看到了在全球化潮流中，古代中国社会上下极大的张力，古代中国与世界紧密的连接和区域间相互依存共同体的形成，破除成见，寻幽入微，鉴古思今，启以新知。

　　

　　《失去的三百年：地理大发现之后中国的开放与封闭（1516—1840）》郭建龙 著 浙江人民出版社 2024年出版

　　反思：“闭关”和“开放”的话语背景

　　在我们的印象中，谈到“大航海时代”开启后古代中国的对外贸易政策，“闭关”和“开放”是怎么也绕不开的两个关键词。而且这两个词有意无意地被注入了超越外贸领域的内涵，成为探讨中国在近代前夜落后世界原因的常用话语，本来中性的两个词，前者成了“病根”，而后者则是“药方”。一些历史读物称，从晚明至清代鸦片战争前的这300多年，古代中国一直执行“闭关锁国”的政策，“海禁”政策扼杀了对外贸易推动经济进步的可能性，也使得中国社会在19世纪以极端保守和封闭的面貌走向近代化的世界。我们不能否认“闭关”在明清时期对中国全球化进程的负面作用，但是这一时期中国的贸易政策是否自始至终是“闭关锁国”和“海禁”，用“闭关”和“开放”的话语描述古代中国的全球化过程，基于一种什么样的话语背景，这些都值得进一步思考。

　　正如《尤物：太平洋的丝绸全球史》一书的作者段晓琳所察觉的，近代全球化的过程中，总有一个“西方崛起”的神话，叙述着欧洲对世界的主宰。“闭关”和“开放”这组词就是这种西方神话的体现，许多学者的研究也印证了这一观点——郭蕴静从清代史籍文献中并未发现“闭关锁国”，西方是这一词的原创者，他们迫切希望扩大中国市场，愤于清政府的种种限制，而将之强加于清政府；陈尚胜提出，“闭关”和“开放”这组词产生于西方国家通过工业革命奠定大机器生产格局后，与其贸易扩张和殖民侵略需要密切相关。

　　当我们翻开郭建龙所著《失去的三百年：地理大发现之后中国的开放与封闭》，深入了解明清时期中国的对外贸易情况，就能发现这个“西方崛起”的神话漏洞百出。明清时期不缺乏“开放”，把近代落后归罪于“闭关”显得左支右绌。明朝隆庆年间废除海禁政策，海外贸易繁荣，并且明朝的“开放”并没有停留在贸易领域，在知识领域也经历了一次开放性的活动，掀起了翻译浪潮，引入几乎所有当时最先进的西方科学，且不仅是翻译，每一门学科都有人研究并转化为真正的知识，崇祯晚期还出现了足以媲美洋务运动、甚至更为开明的奏议。

　　清朝康熙时代设立海关和关府，进入四口通商的黄金时代，也是科学技术在古代中国发展的黄金时代，北京的观象台用于测定60°以内任意两个天体的角距离和日月角直径的六分仪正是在这一时期设计铸造成。《北京的六分仪：中国历史中的全球潮流》的作者卫周安就例举出大量事实证实，19世纪末中国人参与到更广泛的世界交往中已经是常态，那些源自西方殖民列强的刻板印象都是一种误解和偏见，但它们非常成功地削弱了中国人的民族认同感和自信心。

　　这三部著作使我们意识到，“闭关”和“开放”这些话语背后隐藏的欧洲中心主义视角。从历史的实际情况出发，重新认识古代中国在全球化进程中的作为，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能进一步明确近代中国落后于西方是历史长期演变的结果，它有着广泛的历史原因，“闭关锁国”只是其中的一个原因，把落后完全归罪于它，其实是过于夸大了。

　　还原：“官方”和“民间”的一张一弛

　　反思和纠正全球化过程中“西方崛起”神话和“中国孤立”的偏见，重塑中国人的民族自信时，我们也必须承认，在晚明至晚清鸦片战争前，中国与海外的交流虽然并未彻底中断，还有过令人振奋的西学东渐，但这种时期只是吉光片羽，转瞬即逝。

　　古代中国在全球化潮流中最终回到封闭的原因，《失去的三百年》将之归结为制度惯性。封建集权所产生的稳定需求，最终导致权力重归闭塞，走向一个结局：重新封闭，更加封闭。作者提醒我们，晚清的闭关锁国，恰好是明末的大开放逐渐演化来的，也就是说，明末引入科学技术只是表面的开放，是维护封建皇权的手段，一旦对维护权力失去作用，就会弃之如敝屣。《北京的六分仪》也印证了这一观点，古代中国的开放只是在制度允许的范围内选择性地引入外国的事物，因为当权者担心外国的意识形态战胜中国传统的价值观，从而失去对这些人的政治和道德控制。

　　从这三部著作的叙述中我们可以看到，以商人和海盗为中心的“民间”和以皇帝为中心的精英群体的“官方”，在全球化潮流中显示出很强的张力，形成了两个并行却不相交的世界，前者看到海外巨变，但无法传达给后者，后者则彻底忘记了西学东渐的一切。

　　《北京的六分仪》开篇就拿出海盗头子张宝的经历，说明了来自民间社会最底层的人，也在积极地利用外国人和他们的技术。海盗经常会利用抓捕到的外国人，向他们学习专业的炮术和医药学知识，以及读写外文的能力。明朝实行“海禁”这一严格的对外贸易限制，导致合法贸易渠道不畅，刺激了走私活动，海盗因其海上活动能力强，参与到这种非法贸易中，于是海盗集团往往兼有海盗和走私双重身份。张宝是幸运的，他在历史上留下了名字，而更多的积极与外国交往的民间人士，只能以他们从事的行业称其为渔民、小贩、樵夫、店主、米贩子、水手……

　　“官方”的禁止并未完全切断“民间”的海外贸易，《失去的三百年》敏锐地观察到，在太祖朱元璋死后，严格的政治集权得到一定程度的扭转，之后的皇帝很少拥有完全独裁的权力，地方官员为了发展本地经济，会对过于干扰民间的中央命令采取软性抵制的做法，这就使得沿海地区与海外的交流并没有真正中断，只是不让皇帝知道罢了。在隆庆开关前的成化、弘治年间，已经有许多人通过走私发了财，民间一直在地下进行贸易。

　　海外华商的经历也生动地反映了“官方”和“民间”的张力。晚明时期海禁开放，沿海的中国人选择到海外做买卖，带来了华人移居海外的高峰。康熙时期僧人大汕因出国通洋而被指控的案例，说明了“官方”开放海禁只是有限地在商贸层面的开放，甚至对商贸也有严格的限制，康熙皇帝虽然解禁了华商，但封建集权制度完全不信任民间，不允许民间自我管理，从各方面监督民间活动。华商只准用五百石以下的船，商船禁用双桅，使得中国的海船缺乏跨越大洲的运行能力，只能在南洋贸易。“民间实力的减弱，影响的不仅仅是贸易，还包括政府的军事实力”，最终清政府狼狈地进入了近代，这个衰老的政权在国内和国际的双重压力下走向灭亡。

　　古代中国尤其是明清时期在全球化潮流中的表现，呈现出“官方”的封闭和“民间”的开放两种格局。在民间，以行商为代表的与洋人做生意的阶层，他们会说西语，推崇海外的产品和技术，熟稔西洋贸易规则。中国沿海社会对海外世界和西方人并不陌生，也知道他们有先进的技术，并且当时分布在东南亚的数百万华人，仍然与中国内陆保持密切的联系。与之相对，封建皇权代表的“官方”，为了统治稳定，付出了经济上的巨大代价。

　　诚然，“官方”和“民间”任何一方都无法完全代表古代中国在全球化潮流中的作为，明清时代中国人并非完全缺席了世界秩序的重构，只是中国特殊的双轨制让民间贸易体系极少被记录下来，最终消失在历史之中。

　　启示：“连接”和“依存”的共同体

　　“官方”虽然采取了种种手段阻碍海外贸易的进行，但从来没有任何要完全终止海外贸易的计划，地方官员的默许，使贸易在地下持续进行，形成了沿海地区的移民群体，他们在“民间”保持了古代中国和世界的联系，在全球化潮流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影响至今却又被我们忽视。

　　海外移民的脚步遍及世界，超乎我们的想象。至今墨西哥中部仍把一种刺绣女士衬衫称为“普埃布拉的中国姑娘”（china poblana）。这种衬衫的命名见证了古代中国与世界进行海上生丝与丝织品贸易，《尤物》一书便是从太平洋丝绸贸易展开全球化的研究。

　　十六七世纪的全球化规模远比我们印象中要大，各地区连接紧密，相互依存，西班牙人、克里奥尔人、非洲人或美洲各地原住民穿戴中国丝绸，中国商人和农民使用西班牙银元，这才是当时的面貌。生丝和丝织品日益增长的需求和产量促进了全球市场的扩大，并衍生出足以挑战国家威权的商业力量。《尤物》说明了世界市场对丝绸需求的增加，一方面加快了中国和墨西哥的丝绸时尚与蚕业的同步发展，另一方面则促使两个国家产生外贸和阶级层面的争端。丝织品的消费见证了市场价值体系的完善，生丝与丝织品成为“尤物”，使个人和社会在不断变化的时间和空间中找寻并重构自己的地位，从而逐渐摆脱国家的控制，而这些都是在全球各地区连接日益紧密、依存程度加强后的连锁反应。

　　《尤物》通过研究丝绸来展现十六七世纪的全球化面貌。丝绸跨越国家和地区，促成了消费模式的形成，传播了科技，加速了近代移民热潮，推动了全球化的进程。通过丝绸在世界范围内的流通，我们可以看到十六七世纪的世界并不是印象中长期缺乏往来，反而是日益连接紧密，相互依存。《尤物》从时尚追求异国情调的角度，展现了中国丝绸在西班牙帝国的流行，从中国传到马尼拉，再从马尼拉到美洲，最终穿戴在秘鲁黑人、印第安人和混血儿后代的身上的历程。有意思的是，丝织品在全球流通过程中出现回收和仿制的时尚，在清朝入关后，明朝官服的补子被运到了美洲，它们成为通货、收藏和重复使用的材料，衍生出墨西哥丝织品中的新设计。饰有鹈鹕纹样的墨西哥挂毯，把亚洲元素与欧洲文化符号结合，经墨西哥工匠之手，融汇了本土风格与外来风格，是十六七世纪全球化过程中各地区相互依存的缩影。

　　这三部有关明清时期中国全球化进程的著作，尽管采用了不同书写方式，有在全球语境中书写中国地方史，也有以地方为基础叙述全球故事，但都力图破除单一维度思考的障蔽。明清时期的中国并不是自始至终、自上而下地处于极度封闭和对外界一无所知的状态，中国的发展也不完全是受外部驱动，对外交往也是有进有出，非单向地被动应对。今天，全球化方兴未艾，各国经济、文化、社会联系更加紧密，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理念倡导的是更加平等、包容的全球化模式，是对全球化进程中出现问题的反思和回应。回顾历史，破立之后，我们更加期待着更加公正、合理、和平的全球秩序的出现。（刘元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