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佳骋

　　《人类新史》是美国人类学家大卫·格雷伯和英国考古学家大卫·温格罗的合著作品，不同于市面上常见的“大历史”著作，例如贾雷德·戴蒙德的《枪炮、病菌与钢铁：人类社会的命运》《昨日之前的世界：我们能从传统社会学到什么?》、尤瓦尔·赫拉利的《人类简史：从动物到上帝》、弗朗西斯·福山的《政治秩序的起源：从前人类时代到法国大革命》等，《人类新史》没有老生常谈“进化论”“农业革命”“剩余产品”这样的概念和理论，而是通过“汇总考古学、人类学和其他兄弟学科中积累的证据”，去得出“对人类社会在过去三万年中如何发展的全新解释”。

　　《人类新史》以欧洲关于“自然状态”研究的两本著作开篇，一本是卢梭的《论人与人之间不平等的起因和基础》,另一本是霍布斯的《利维坦》。卢梭相信自然状态下的人是天真无邪的，狩猎—采集者因为规模小而人人平等，但“农业革命”后有了剩余产品，随着城市兴起，国家就此诞生，但官僚制、父权制、大屠杀也如影随形。霍布斯则更为悲观，他认为人类是自私的物种，在自然状态下基本是处于一种战争状态，是所有人对所有人的战争。而国家的诞生，官僚机构、警察、监狱等国家暴力机关的设立，都是为了避免这种所有人对所有人的战争，是人类摆脱自然状态的必由之路。这两本书都对后来的人文社会科学产生了巨大影响。本书则致力于打破卢梭和霍布斯编造的历史叙事，将人类从进化论的历史神话中拯救出来。

　　社会进化理论最大的问题就是决定论式地框定了历史结构的线性叙事，这与弗朗西斯·福山的《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殊途同归，只是福山强调随着苏联解体，黑格尔式的历史终结了，资本主义一统天下的时代来了。社会进化理论则强调历史是按照等级层层递进，沿着既定路线发展，从狩猎—采集者小游群开始，经过农业社会，最终到达资本主义民族国家，这个发展过程中间的其他可能性都被抹杀了，那些不符合线性阶梯进化理论的考古发现和人类学民族志样本都被人们所刻意淡化和遗忘。但它们终究会重见天日，就像丸山真男所说的“执拗的低音”，等待着我们的重访。《人类新史》的两位作者重访了大量不受关注的考古发现和民族志样本，试图来重新讲述人类历史。例如作者通过对埃及从旧王朝到第一中间期的过程的研究，发现“在古埃及，正如历史上常见的那样，重大的政治成就恰恰发生在这些时期（所谓的‘黑暗时代’），它们总是遭到轻视或忽视，只因那时没有人在建造宏伟的石头纪念碑”（第361—362页）。

　　再如，在美洲新大陆被“发现”后，源源不断的欧洲人登上了这片土地，在这个过程中形成了珍贵的史料《新法兰西耶稣会报道》，里面包含了传教士与原住民的辩论、原住民对欧洲社会深刻的批判、对自由和互助的捍卫以及对富有的理性怀疑态度，这些都对欧洲大陆的思想家产生了重大影响。但关于欧洲启蒙思想家曾受到美洲原住民影响的学术观点，长期以来并没有获得学术界的严谨对待。这里显然有西方学者对美洲原住民的偏见。萨义德在《东方学》中指出，东方长期以来被欧洲中心主义者认为是非理性的、堕落的、幼稚的、“不正常的”，而欧洲则是理性的、贞洁的、成熟的、“正常的”；东方无法表述自己，他们必须被别人表述。与此类似，西方学者对美洲原住民同样有许多刻板印象，认为美洲原住民是“高贵的野蛮人”，他们和当时的欧洲人处在不同的宇宙之中——这样的看法，本质上是把美洲原住民当成了没有自我意识的幼儿。在本书作者眼里，美洲原住民毫无疑问是有自我意识的，而且他们还曾对政治制度做了大胆尝试，他们的表达和辩论很多时候就连受过古典学教育的传教士都自愧不如，美洲原住民和欧洲人一样都是有着多样性和复杂性的人。

　　《人类新史》主要的研究方法是比较考古学。在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之前，“美洲大陆和亚欧大陆并不存在直接的常态化交流。美洲人完全不属于同一个‘世界体系’”。因此，美洲大陆也就成为了一个绝佳的学术研究参照点。《人类新史》还重视个案研究，并由此推翻了进化论的历史神话。诚然，对个案的应用在学术界曾饱受争议，一些学者质疑个案究竟具有多少代表性。但《人类新史》作者认为，没有个案，哪有整体，对抗历史神话的最好方法就是关注对个案的研究。

　　本书兼具学术性与科普性，在一定程度上回应了意大利史学家克罗齐的名言“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虽然其中的问题意识指向落在了前现代社会，但读者可以清晰地感觉到作者强烈的现实关怀，在详细阐释失落的人类历史之时，重新打开了历史的可能性，告诉我们现在所面临的问题并不是无法避免的，而是历史元素偶然组合的结果，我们完全可以走出当下的束缚。《人类新史》给我们带来了全新的想象空间，将“历史终结”的阴霾一扫而空，为人类探索更美好的社会提供了勇气。本书的两位作者还和很多学者、著作展开了思想对话，并用辛辣而又幽默的语言指出，一些著名的“大历史”作者，例如福山和戴蒙德，“从来没有接受过相关学科的训练（福山是政治科学家，戴蒙德是胆囊生理学的博士）”（第453页），“太多的当代作者貌似很享受将自己想象为像霍布斯和卢梭这样的启蒙时代伟大社会哲学家的现代同行”，可是他们的研究成果“没有更出色，在某些方面很可能更糟”。

　　在作者看来，人类历史没有终结，通往未来的道路不是一元单线的，而是多元多线的。我们可能因为迷雾重重、看不清前进的道路而感到彷徨和无助，但不会再陷入历史终结深渊的颓丧。未来人类会有许多大胆的实践和创新，这取决于人类的想象力和前进的动力。也许还会有许多反复和拉扯，但人类终究在不断创造属于自己的历史。（王佳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