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孝聪

　　东西方的制图学在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逐步趋于一致之前，各自的发展过程清楚呈现出不同的形式。正是通过对那个时期以前的传统舆图内在含义的理解，欧洲人领悟了东方多样性的文化习惯。

　　一百多年前来到中国的意大利外交官朱塞佩·罗斯（Giuseppe Ros，1883—1948），以个人收藏的中文古地图向世界展示了历史上的中国，加深了世界对中国的认识。

　　我早年跟随侯仁之先生编历史地图集时，他告诉我，不能不用中国古地图，而眼光也不要单盯着国内。于是我1991年初来到荷兰莱顿时，受汉学家许理和（Erik Zürcher，1928—2008）先生的指导，开始调查流散在欧洲的中文古地图。

　　1992年，我第一次到意大利，来到意大利汉学家白佐良（Giuliano Bertuccioli，1923—2001）先生的家，他向我介绍，意大利收藏中文古地图最多的单位是意大利地理学会（Società Geografica Italiana），藏品主要来自罗斯的捐赠。

　　不过，地理学会的图和书只是罗斯宏富收藏的其中一部分。罗斯1905年毕业于拿波里东方学院，之后进入意大利外交部工作，1910年被派到上海，任意大利驻华公使馆译员。他在中国生活多年，辗转多地工作，最后终老于海南。他兴趣广博，收藏颇丰。根据罗斯转让图书的时间和类型，结合相关图书馆的入藏记录和回忆文章，可将他的藏书藏图大致分为五个去向。

　　罗斯早期藏书以西人研究中国的著作和报刊为主，与历史地理相关的有普鲁士传教士郭实腊（Karl Friedrich August Gützlaff，1803—1851）《1831—1833年三次沿中国海岸航行日记，附暹罗、朝鲜、琉球评介》等。这批藏书是罗斯1928年12月离开北平时转让给北海图书馆的，现存于北京中国国家图书馆。他还将部分有关中国南方少数民族图谱的资料赠给中研院史语所。

　　第二就是他收集的中国古地图，有600多幅，很大一部分在大连，即当时满铁大连图书馆，现存于大连市图书馆。第三是他抗战时期在广州的旧藏，现存广州和台湾两地。1946年10月罗斯退休，去了海南大学讲授昆虫学拉丁语，并任图书馆馆长，他专门收藏的海南岛史料30箱，现保存在广州的中山图书馆，这是第四部分。第五部分是流散在海外的藏书和藏图，以意大利地理学会为最多，系1927年购入。

　　意大利地理学会收藏的中文古地图，基本上是明清两代编制的舆图，有277幅为罗斯所藏。其中有中国地图18幅，方志地图45幅，天下寰宇域外图11幅（包括世界地图、亚洲地图、阿拉伯地图、韩国、越南、日本地图）。河道图19幅，海岸图35幅，军事图38幅，交通路程图10幅，城市图26幅，天文图1种。还有一些名胜图：山水图17幅，圣山图7幅，庙宇综合体4幅，花园地图3幅。另有15种400多帧人种学人类学风俗图册，是关于贵州、广东、广西、云南的苗瑶彝黎少数民族风俗的图谱资料。还有一些杂项主题的地图和图集。以下我选择几张略作介绍。

　　明代彩绘《甘肃全镇图册》。前6幅地图中的5幅各具图题，分别显示明朝陕西按察司副使佥事分司之临巩、西宁、庄浪、凉州、甘州、肃州六个整饬兵备道所属辖境，西止于嘉峪关。后10幅为《西域诸国图》，图题在最后一幅，自右向左展开为长卷，显示从嘉峪关穿过中亚到达伊斯坦布尔陆路沿线的风土人情。

　　清乾嘉时期彩绘本《浙江省全海图说》。图中表现浙江水师沿海巡防管辖范围内的海岸、岛屿、城池、汛地、炮台。视图方位面对海洋，图上方为海洋，图下方为陆地。图卷左起自乍浦城，卷右止于浙江瑞安县与福建福鼎县交界。

　　清代广西《军行粮运水陆程站里数》图册。乾隆五年平定湖南绥宁、广西桂林苗民起事。乾隆六年，苗疆经略兼贵州总督张广泗会同湖北、广西督抚议定楚粤两省苗疆善后事宜。此图表现乾隆六年广西设置龙胜厅，道路沿途设置塘汛运粮的水陆程站。

　　长江中游沿岸各府县被灾图一套10幅。这几幅地图很可能是从前清湖北官署流出，罗斯在汉口领事馆工作时所得，这些地图有助于了解19世纪中叶江汉平原洪灾的影响范围。

　　清雍正年间编绘的云南《黄粮台六河全图说》。其用传统写意画法，表现云南省城昆明（府）滇池附近的6条主要河道，并以不同颜色区别每条河流，描绘其主脉与支流，及沿河的山峦、潭塘、桥梁、闸坝。

　　辽宁《岫岩大孤山海口图式》。咸丰年间，英法意欲北犯，其军舰一直在辽东半岛游移。故清政府开始在辽东半岛和直隶、山东半岛做防卫，修一些炮台，于是有了这么一批军事图。

　　还有清代《南苑全图》、戒台寺图，以及热河避暑山庄与外八庙全景图等画卷；稀见的《八旗分防九门图》，这幅图要拿在手里转着看。

　　以及少数民族图谱15种400多帧，描绘了贵州、广东、广西、云南少数民族的生活区域与自然环境，及当地管理和进入路径。这些资料的记载可以追溯到17世纪，多由地方州县调查、纂集成册，或是由清廷派往当地负有绥抚使命的官员编制，连同表现那些土司村寨的舆图，一同呈送给皇帝，属于职贡图。

　　正如七百年前马可·波罗在中国的旅行及其行纪，朱塞佩·罗斯先生带到意大利的中文地图与绘画，再一次唤醒了公众对古代东方的认识。东西方的制图学在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逐步趋于一致之前，各自的发展过程清楚呈现出不同的形式。正是通过对那个时期以前的传统舆图内在含义的理解，欧洲人领悟了东方多样性的文化习惯。意大利地理学会拥有的罗斯收藏，使公众不仅能够了解中国制图技术和绘画手法，而且能从中更深刻地认识中国的历史和地理空间，感受到意大利与中国人民之间持久的文化交流。

　　（作者为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