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　言

　　张柠教授在《故事的过去与未来》一书中，展现了一个学者高超的文学感知。《故事的过去与未来》分为“中国故事形态”“讲故事的方法”“城市的馈赠”和“数字时代的文学”四个部分，从东方到西方、从远古到当下、从乡村到城市，张柠以宏大的文学视角和极具灵性的洞见，为我们重建中国叙事的无限可能性。

　　《故事的过去与未来》张柠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中国叙事的传统走向

　　在以农耕文明为主的生产形态中，中国人的起落、生死和自然构成了统一的状态。人依天时而生产、依土地而生存，对耕地资源的持续索取，是古人财富增长的重要方式，因此在以二维空间为核心的文明样态中，对“平视”资源（土地、房产、家畜）的持续物欲，构建起中国社群文明的基本秩序。可见在中国古典小说的叙事中，多以现有秩序为根基、对现有秩序的依存和确定，为中国古典小说叙事的重要传统。

　　而在耕地为生产资料的散落社群中，村落产生了。村落可以看作农耕社会“平视”资源在家族和血缘中物的外化，由此村落产生的叙事形态即以现有“时空体”为根据，完成对故事的显现。故事表述模式便为：现有时空的叙事表达、对过往的追溯、对逝去时光的缅怀，张柠定义为叙事“时间的权威”。

　　在顺天而为的生活理念中，中国人其实蕴含着对永生的永恒渴望。如果女娲造人定义了人的存在价值，人的叙事价值则蕴含在土地的过剩劳作中，即以终结泥土生长性的塑形方式让生命永生。张柠则以青花瓷这一器物为例，图案符号的叙事性即东方叙事的典型，且让时间终结，让空间被叙事重构。

　　中国古典文学的叙事与天时形成暗合，这在古典小说中尤为明显；封建文明末期对土地依赖的加重，体现于文学表达的时空体中。无论是《西游记》《水浒传》还是《三国演义》，皆以圆形为核心表述形态。圆形分为时间的圆和空间的圆，《三国演义》和《水浒传》的时间圆形，用一句话概括则为：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即时间的圆。《西游记》则具备时间的圆形属性，小说借想象力实现经验的扩张，即张柠所提到的“幻想家叙事”和“创造的权威”。但在取经这一跨国族地缘行为中，结尾的“还经”意味着空间圆形生发的必然性，从长安出游，终以“归程效应”返还长安，其实长安在小说中不仅具备地理属性，它是皇城，更代表着皇权、封建文明的权威以及农耕法则的最高秩序。

　　空间变革下的现代性叙事

　　张柠认为中国古代的城市乃作为皇宫的陪衬而存在，但19世纪后期现代性在中国城市发生，瓦解了以土地为根基的叙事样态，以自足性和圆满性为特征的圆形叙事小说被现代文明冲撞，古典小说的固有存在模式被打破。陈平原教授在对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上，划分出多个派生的新类型，这背后是中国文人对特定时空准则的认知破除。可见，原生的空间权威被闯入的现代性所动摇。

　　首先，西方列强在鸦片战争后介入中国社会的走向，远行和远航成功倾销了帝国主义商品。依据天时法则生存的中国人被外来世界冲撞，“震惊感”是外部赋予的。震惊既是心理效应，又是文学效应，叙事学表述为“叙事经验”的增益，张柠定义为叙事空间的权威的变化。空间的权威传递着叙事模式的变革，冒险精神、自由思想和个体英雄主义在中国古典小说中诞生。

　　其次，空间的权威与航海文化的联结，加速了叙事多样性的产生。海洋的无边界性、扩张性和不确定性其实早在西方古希腊时代便已经显现，其代表是古代城邦的建立和民主政治的兴起。资本主义的产生让海域由内海向外海扩张，一度围绕地中海而建立的海洋文明随着大航海时代的来临，世界海域均成为西方国家活动的场域。在张柠眼中，清朝末年欧美人在全球范围内取得了“城里人”的地位，成为世界“显形”的主导者。

　　毕竟，航海时代的叙事是冒险性的、征服性的、背离土地精神的，这与凭土地建立起的叙事样态完全相反，关于文学的表达被注入了新的力量。就形式上说，出现了报刊连载式的文学；就类型上说，出现了科学幻想类的文学体裁；就内容上说，城市人群样态的书写被日益挖掘，获得了新的空间权威，中国小说不再只是关于古老的英雄叙事和圆形结构的塑造，一种悲伤的、无边界的、游荡的小说类型诞生。

　　中国小说的现代性被空间改变，晚清小说出现了不同以往的新特征。如以科学幻想为主题的《月球殖民地小说》、以城市世情为主题的《海上花列传》、以游历见闻为主题的《老残游记》等，这是农耕文明向现代转型的文学印证。

　　最后，比起生产模式的变革，城市生活模式也影响着叙事的转变。空间权威的引导加上空间形态的转移，即现代城市在中国社会的诞生。中国的现代城市多为通商口岸，依江而建，借水而生，中国原有的宗族式居住模式被改变，上海、武汉、天津等城市的兴起，水的流行性与城市人群的流动性构成了从空间到心理的契合，城市人群的游离感和孤独感也在中国现代小说中呈现，赋予了小说自我表述的现代性。小说为城市的精神写照，这以穆时英、徐訏和施蛰存的小说为代表。

　　关于中国叙事的反思

　　张柠认为，比起西方的社会建构，中国古典城市文明的建构中，包含着对农耕之外世俗生活的否定。但西方化的城市和东方的农耕形态共同且长期存在，成为20世纪中国社会的重要表征。城乡二元文学在一百年间不断割裂、反刍和融合，对中国叙事的反思也因城乡二元化而起。由此，关于中国叙事的建构亦经历了如“乡下人进城”“逃离北上广”“乡村振兴”等特色文学命题，这似乎是中国文学发展的必然宿命。

　　回顾20世纪中国叙事史，它在进入现代城市后经历了彻底的变化。其中依托城市文明建立的大众传播和文化消费的兴起，使得传统小说在城市文明中获得了新生。

　　首先，新小说借助现代出版业和报刊发行业等载体，在城市中传播迅速，中国文学的商业模式在大都会中产生，以包天笑、张恨水、周瘦鹃为代表的“鸳鸯蝴蝶派”（市民文学）在城市文学中留下一席之地，这为当下网络文学的兴起提供了本源性案例。

　　其次，在总结中国叙事史层面，鲁迅写出了《中国小说史略》这一有影响力的专著，它道出自古以来的故事发展形态，指出小说形态变化的脉络。这一演变正是农耕文明从开始到确立、再到兴盛、最后衰败的过程，背后与中国社会的叙事特性息息相关。

　　最后，在对小说传统的章回体桎梏破除上，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到来，左翼文学、城市文学、新文学在中国获得了充沛的表达空间。小说形态的创新由此持续发生，比如丁玲的《莎菲女士的日记》便以日记体书写小说，扩展了文学书写方式的多元性。

　　如今我们回看当下严肃文学，正是城市现代性与文学化学反应催动的结果。张柠的《故事的过去与未来》是对中国叙事面貌的精确显现，借用书中一句话来结尾：城市对我们给予了馈赠，现代文学写作，就是城市的馈赠。

　　(作者为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