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晓东

　　论起20世纪最有影响力的几位中文小说家，琼瑶女士名列其中恐怕是没有什么问题的，然而换一种说法，如果用“优秀”这种比较模糊的评价来定位她，就会引发不少争议了。虽然“庙堂”和“江湖”是两套不同的评价话语体系，但有意思的是，它们对琼瑶批评的着力点却是一致的，就是作家对情感的态度上：前者除了对其“内部研究”，认为她的写作高度模式化，是一种流水线产品之外，还认为琼瑶视角过于狭窄，过于“私人”，总在各种私情中纠缠不清，停留在“三室一厅”中，缺乏一种社会的、更“广阔”的视野；后者的指控是“三观不正”，将琼瑶小说中的爱情观念放在道德放大镜下严加审视，认为那些婚外恋、多角恋会教坏青少年。

　　不难看到，“三观不正”的证据往往来自一些根据电视剧截屏拼凑出的“雷人”台词，最有代表性的是《一帘幽梦》中费云帆对绿萍说的那句“你只是失去了一条腿，但紫菱失去的是她的爱情”。但是，这个流传广泛的指控却是货真价实的断章取义，不仅小说中琼瑶没有表达这样的意思，就连两版电视剧里也没有“爱情比舞蹈家的腿更珍贵”这样的意旨。网络上流传的那些脱离具体语境的断章取义，与罗织、构陷有何区别？这样的行为又哪来的道德优越感？

　　仔细想来，在流量为王的背景下，或许这种情绪的迅速传播正来自于一种反拨：人们越来越主动地将自己与情感剥离，“无情”变成了“人间清醒”。打开手机，我们发现流量文在教你“断亲”，脱离“原生家庭”；教你“防火防盗防闺蜜”；教你“反PUA”；相亲变成了“市场”；人被量化为各种数据指标；结婚率在逐年下降，对亲密情感的恐惧却在上升，而社交媒体放大了这种恐惧，仿佛每段亲密关系都会隐藏着一个“消失的她”。陷入恐惧的人们需要一个罪魁祸首，于是“恋爱脑”作为一种“落后”成了被口诛笔伐的对象，而作为最著名的言情小说家、爱情影视剧第一人，琼瑶是躲不过去的。这仿佛也就意味着琼瑶欺骗了读者，用虚幻的爱情给大家洗脑，从而造成了各种痴男怨女在现实中的不幸。可惜，这种逻辑是站不住脚的。并且，如果这些“凶狠”的现象实际上是一种胆怯呢？胆怯到不敢展露自己真实的情感。

　　对亲密关系的恐惧与情感本身的模糊性、不确定性有关。这种不确定性有可能导致混乱、不幸甚至毁灭，情感书写，尤其是可能挑战传统伦理的书写，很容易成为被贬低的对象，仿佛这里面有什么应该羞耻的东西似的。这种情况绝非琼瑶或汉语文化圈个例（其实早在琼瑶这个名字为大陆人民所知之前，台湾就抵制过“琼瑶公害”）。比如，长期以来，感伤主义文学总是处于欧洲文学史的鄙视链底端，甚至一些明明是写爱情的小说，非要拔高一下，说它写出了超越爱情之物，仿佛这样才能给它文学史上的“地位”。

　　然而，近些年这种刻板认识有所改观。全球疫情期间，人们无处可去，竟造成了一波阅读热潮。令人意想不到的是，一本18世纪的感伤主义小说，塞缪尔·理查逊的《帕梅拉》在欧美国家成为最受欢迎的读物。他的第二部小说《克拉丽莎》也非常受欢迎。作为作家，同时也是一个印刷商，理查逊很有商业头脑，他看到女性读者的潜力，所以他是有意识地去写作，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女频文”。抓马、矫情、绿茶这些网络评价都能用在这两部小说的情节上。那么究竟为何它们如此受今天读者的欢迎？除了一种情感抚慰效果外，它还与启蒙时代的思想有关，情感关乎着人人平等的意识。我们承认人人皆有情，皆有情感需求以及表达情感的需求，因为这也是一种天赋的人权。情感是从人的心底自然流淌出的，因此，我们看到“真诚”“真情实感”是此类小说的至高追求，而基于爱情的婚姻和一种新形式的男女亲密友谊被赋予了道德的色彩，斯塔尔夫人即将后者视为“人的最高情感”。而人与人的心灵沟通、情感沟通在当下被各种“正确”影响，人与人之间的鸿沟日益增大，极微小的摩擦都会被上纲上线到道德大审判。而感伤主义文学的观点认为，情感是团结人的，而不是孤立人的，它作为一种公共资源而被众人所共同享有，这种情感蓄水池对于封闭下的心灵而言显然很有吸引力。

　　应当强调的是，琼瑶从未试图宣称自己的作品具有经典的品质，也从未假装自己的作品是“高雅文化”，这是客观现实。但即便如此，这些作品也很值得讨论。琼瑶的到来，适逢大陆读者开始从一种大型公共情感中撤离，探索个人内心情感的时机，琼瑶小说展示了人的内心情感的各种可能性，包括其中重要的灰度。

　　琼瑶小说里有一种英国维多利亚文学的气息，或许这与她在重庆度过的少女时代的阅读有关，她的几部重要作品或多或少都像是《蝴蝶梦》《简·爱》《呼啸山庄》的一种糅合，最突出的体现是在《庭院深深》《烟雨濛濛》中。但是，《简·爱》的影响恐怕是最明显的，这不仅表现为琼瑶女主人公总是倔强的、几乎随时准备跟什么人战斗一场的个性，更表现为她们极力突出自己是一个独立的女性，尤其在人格独立上，简·爱有一句名言：“我也是有感情的！”可以质疑主人公的贫穷，甚至相貌，但是不能质疑她的人格和情感保有的纯洁性。这说明了琼瑶的情感写作也是一场争取承认的斗争，即承认情感的真实和真诚，这一点与感伤主义文学是相通的。

　　（作者为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俄罗斯文艺》副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