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徐曼 余来明

　　传统通过现代阐释获得新生，现代经由传统滋养实现超越。这种动态平衡的辩证关系，构成人类文明演进的内在驱动力

　　雅典卫城与敦煌莫高窟相隔万里，却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形成共振——它们都是文化创新的地标。今天，雅典卫城与敦煌壁画的科技化，不约而同地融合虚拟与现实、教育与娱乐，既保护文化遗存的原初样态，又积极扩展传播维度。人们不禁要问：文化创新是一场与历史的告别，还是跨越时空的对话？

　　传统现代辩证共生

　　文化创新遵循“变与不变”的辩证法则，其本质是文化基因内核的恒常性与表达形式的流变性构成的动态平衡。

　　以儒家仁学谱系为例：孔子通过“克己复礼”确立伦理规范，孟子以“恻隐之心”构建道德本体，朱熹将仁升华为“天地生物之心”的宇宙本体，王阳明则通过“知行合一”实现仁的实践转化。这一演进并非简单的理论叠加，而是对其核心价值的创造性诠释。

　　再观佛教中国化过程，禅宗以“不立文字，教外别传”革新修行路径，将印度佛教的禅定传统转化为中国特色的心性哲学。《坛经》承继佛陀“缘起性空”之根本，却以“菩提本无树”的公案实现教义表达的本土转化，恰是“变与不变”的生动注脚。

　　文化创新的一个重要体现，是对历史文本的当代激活。敦煌莫高窟第61窟《五台山图》的现代阐释，揭示了文化创新的认识论突破。壁画通过全景式构图（高3.5米，长13米）实现了三重视域的融合：文殊信仰的宗教圣境、唐五代社会生活的时空坐标（标注地名195处）、建筑形制的实证图谱（佛寺、草庵、城门等建筑类型学样本）。1937年，梁思成团队依据壁画线索找到佛光寺东大殿，完成了图像文献与物质遗存的互证。敦煌研究院通过数字化复原与建筑类型学分析，进一步揭示了壁画中诸多建筑形制与现存唐宋遗构的对应。

　　这种“图像证史”的方法论创新，印证了伽达默尔阐释学中“效果历史”的理论预设——历史文本的意义在当代阐释中获得新生。游戏《黑神话：悟空》以虚幻引擎和光线追踪技术，丰富、重构《西游记》神话体系，通过高精度扫描技术将36处古建筑嵌入游戏场景，并借鉴敦煌壁画风格设计通关画卷，使玩家在沉浸式体验中完成对古典文本的“数字考古”，让中华传统文化基因在全球玩家的互动中焕发新生。

　　古典范式的现代转换，是文化创新的另一重要体现。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复古以开新”运动，创造了“古典形式+人文精神”的融合范式。米开朗琪罗的《大卫像》通过解剖学突破，实现古典平衡的现代转化：雕像高达5.17米，右侧收紧肌肉与左侧放松曲线的张力对比，将希腊静穆美学转化为人类觉醒的力量宣言。达·芬奇的《维特鲁威人》以科学实证重构古典理论，基于观察和人体解剖研究，用圆方嵌套的几何体系（四肢展开形成完美圆形与正方形）验证维特鲁威人体比例论。这种将经验观察与数学理性相结合的创作方式，使艺术作品成为连接古典传统与现代科学的认知界面。

　　从儒家仁学的本体论演进，到敦煌壁画的实证性阐释，再到文艺复兴的艺术科学化实践，直至《黑神话：悟空》对古典文本的重构，共同印证了文化创新发展的基本规律：传统通过现代阐释获得新生，现代经由传统滋养实现超越。这种动态平衡的辩证关系，构成人类文明演进的内在驱动力。

　　古今中外多维交响

　　文化创新是传统元素从形态表达到精神传承的创造性转化，需要构建传统与现代的对话体系。日本浮世绘的全球化演进，提供了一个经典范例。葛饰北斋的《神奈川冲浪里》在19世纪的巴黎掀起“日本主义”风潮，催生出凡·高《星月夜》的旋涡笔触、莫奈《睡莲》的平面构图以及持续两个世纪的文化共振。

　　中国的古琴革新，也展现了传统艺术的中西合璧之路。20世纪中叶，顾毓琇将宋代姜夔的《白石道人歌曲》等古谱转译为五线谱，破解了古代乐谱密码，搭建起中西音乐对话桥梁。1977年，古琴曲《流水》（管平湖演奏版）收录进美国航空航天局“旅行者金唱片”，使中国的千年琴韵成为人类文明的宇宙信使。古琴艺术的现代化转型遵循的是“本体守护—形式创新”原则，在保持“吟猱绰注”核心技法基础上，通过乐器形制改良（如钢弦替代丝弦）和演奏场域拓展（从书斋到音乐厅），实现传统艺术的创造性延续。

　　正在热映的电影《哪吒之魔童闹海》，通过现代动画技术与叙事手法，重新诠释了哪吒这一经典形象。它的成功不仅在于其对传统文化的创新性表达，还在于其通过主题精神内核与全球观众产生情感共鸣，展现了中华传统文化的当代生命力。

　　这种多维创新并非简单的古今、中外拼贴，而遵循解构与重构的深层逻辑。在浮世绘的数字浪潮中，传统线条转化为像素语言；在古琴的宇宙传播里，东方韵律获得星际表达；在《哪吒之魔童闹海》的赛博叙事中，神话原型升华为全息符码。文化创新的终极价值不在于形式更迭，而在于通过持续对话，推进文化创新和文明演进。

　　进一步看，文化创新的本源动力还根植于创新个体的精神觉醒。在西方，文艺复兴史揭示了个体觉醒对文明转型的催化效应。薄伽丘的《十日谈》通过东方传说转化的市井故事，构建起解构教权的“叙事穹顶”。在中国，清代书画家郑板桥“师古不泥古”，通过观察自然提炼出“眼中之竹”“胸中之竹”“手中之竹”的创作理论，将竹的形态与人格精神融入绘画，形成峭硬独特的风格。

　　总之，文化创新如同敦煌壁画中的“飞天”，既需脚踏“历史祥云”，又需手持“未来乐器”；既要个体觉醒提供基因突变内驱力，又要制度创新构建生态演化培养基、市场机制形成物种扩散传播链。当承载文化创新基因之河奔涌向前时，每一次踏入都是对文明的重新抵达。

　　（徐曼系华东师范大学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应用研究中心研究员，余来明系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