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周才庶

　　电视剧《主角》改编自茅盾文学奖获奖同名小说，由张艺谋监制，张嘉益、刘浩存、秦海璐、窦骁、翟子路等主演，凭借扎实的剧本与强大的主创阵容，开局强劲。该剧以秦腔名伶跌宕起伏的一生为主线，讲述来自大山九岩沟的放羊娃易来弟成长为万众瞩目的名角忆秦娥的故事，将个人命运嵌入时代洪流，奏响了一曲个体与世代交织的生命长歌。从文学基础、思想内涵、影像表达与文化政治的角度来看，电视剧《主角》实乃大手笔之作，迈上了严肃文学影视改编的精品化之路。

　　《主角》以陕西文化为背景，这片黄土高坡上的文学叙事处在中国当代文学的一个重要谱系之中。在2019年陈彦的《主角》获奖之前，路遥《平凡的世界》、陈忠实《白鹿原》与贾平凹《秦腔》就曾相继获得茅盾文学奖。纵观历届茅奖作品，都不同程度地传承茅盾的文学精神与现实主义的文学传统，表达出时代的核心社会价值。与前几部作品相比，《主角》一方面秉持了现实主义的文学传统与反映社会生活的精神品质，另一方面在年代选择、人物塑造、艺术表现等方面发展出一些独特的文学特质。

　　陈忠实笔下的《白鹿原》从清末民初写到新中国成立之初，以沉郁壮阔之笔调，描写了关中平原上白、鹿两大家族的恩怨，塑造出白嘉轩、鹿子霖、朱先生、黑娃、田小娥等诸多鲜明人物形象，剖析了宗族传统在现代文化冲击下的坚守与瓦解，带有厚重的史诗色彩。《平凡的世界》主要讲述改革开放初期即1975年至1985年间的故事，描摹孙少安、孙少平两兄弟的奋斗轨迹，书写了平凡个体在改革浪潮中的选择与挣扎，展示城乡二元结构下的生存困境与永不妥协的精神追求。而《主角》的故事纵跨改革开放的四十年光阴，集中于1976年至2016年，刻画了易招弟这一角色，以个体命运回应世事流变。只有把《主角》置于这一文学谱系中，我们才更能深刻地理解它对于秦地的历史书写与文化传承的重要性。小说提供了创作基础，而电视剧《主角》则扩大了原著小说的社会影响力。

　　电视剧《主角》在历史记忆与现实书写方面完成了一种复杂性的表达，从而到达了一定的艺术高度。首先，《主角》采取一种观照生命根源的态度。易来弟对于家乡的留恋贯穿始终，这种生命底色即便在她成为名角之后也不曾褪去，从而形成一种潜在张力，足以让她在人生高峰或低谷时刻反思人生的来处。其次，如果说《白鹿原》侧重于乡土，《平凡的世界》展现出对城市的向往与挣扎，那么，《主角》则打破了现实议题对于乡村与城市二元景观的长期纠结，名正言顺地走向城市叙事。虽说繁华与热闹原本不是“主角”想要的，而背负着原生家庭的责任，忆秦娥跟随命运的脚步来到这里，没有退路。不论是荒僻山村，还是县城省城，皆因秦腔一体相连。《主角》超越了城乡叙事，超越历史断裂，对秦地的现实主义叙事进行了重建。再次，《主角》将个人成长史与社会变迁史有机融合起来。易来弟生长于偏远山村，在县剧团担任司鼓的舅舅胡三元将其从山沟里带出，并借着十八般武艺加各种计谋将易来弟送进了县剧团学员班。随后，因受到舅舅胡三元的牵连，易来弟被罚为伙房的烧火丫头，有幸遇到四位老艺人，通过学艺后在演绎《打焦赞》时一鸣惊人。她的成长不是漂浮的童话，而是扎根土地与回应时代的蜕变。这部剧摆脱了近来年代剧“一个大院、几家恩怨、社会巨澜”的创作模式，重新开辟了电视剧多层次多角度的艺术内涵。

　　《主角》实现了娴熟的影像表达与视觉呈现。电视剧以黄土高原上的自然景观开场，将全景式叙述与特写式刻画相互结合，逐步推衍人物际遇与事态演变。剧中演员指甲缝里的黑泥、皲裂的红色脸蛋、灰墙脱落的黄泥、旧军裤上的油渍，这些细节都包含着生活的本真与粗粝，以天然的素朴雕琢出黄土地的质感。易秦娥初到剧院，总是不说话，人家都说她是哑巴，就算步入考场，她还是那样难以开口。当她终于被逼得情绪爆发之时，她吼出了最接地气的秦腔，而不是预先排练的“红星闪闪放光芒”。高亢激越的腔调，吼出了自己，吼给了评委，也吼给了她终要告别的家乡的黄天厚土。易秦娥终于考上县剧团的学员班，她的父母抱着小弟牵着姐姐来看她，她是那样发自内心地欣喜！当家人转身离去，易秦娥奔跑着去追赶父母，想让父母带她走，她不想留在那里学戏。易秦娥一路追赶的全景镜头真是美极了，这苍茫天地间奔跑的身影，让人想起《红高粱》《秋菊打官司》《我的父亲母亲》，那奋不顾身的追逐，诠释了一种令人难以遗忘的生命意象。

　　《主角》平和地回溯四十年社会进程，并不带有激进的批判色彩，这是适宜的。忆秦娥的“秦腔皇后”身份，是在怎样的性别关系、权力结构、城乡秩序、文化体制下被建构的，作品对此并没有进行犀利地追问，而是在款款深情与守望相助中让我们一再体悟善良与真诚。舅舅胡三元来到九岩沟，本想带走易来弟的姐姐，需要村委会开具贫下中农的证明。姐姐已经与村支书的儿子结下娃娃亲，村支书开出的证明上写着两个人的名字，他不能让这个未来的儿媳妇独自去往吃白面、都是俊男靓女的县剧团，不然她就再也看不上他的儿子了。在这段叙事中，我们看不到控诉，看不到局限性批判，村支书的思维逻辑似乎不是狭隘或落后的，而是自然而然的道理使然。

　　文学批评家韦勒克说，在现实主义中，存在一种描绘与规范、真实与规训之间的张力；当一位小说家试图成为一个宣传家的时候，他就只能产出一些拙劣的、沉闷的艺术作品，就只会呆板地展示自己的材料，并将文学虚构与新闻报道、历史文献混为一谈；同样运用现实主义创作手法，作品的美学品质却有天壤之别。文艺领域不是纯粹审美的避风港，它仍然是身份建构、意义争夺、权力合法化的场域。值得肯定的是，电视剧《主角》不溢美，不浮夸，不是单向度地昭示文化政治立场，而是深刻多维地叙述秦地人文，它将秦腔的历史意蕴与忆秦娥的人生命运，自然而然地嵌入四十年的社会肌理之中，实现了文艺创作的传承与创新。

　　（作者系南开大学文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