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绿茶

　　读杨早的新著《五道庙与沙滩》，某根神经被扎了一下，一种麻麻的记忆被唤醒。铁树斜街、樱桃斜街，好熟悉的名字，它们居然还在。20多年前，我供职的报社在虎坊桥南，每天中午到报社开完选题会，分配了采写和约稿任务后，离下午六七点收稿组版，期间有大把时间可以挥霍。我总是从这两条斜街钻进钻出，去琉璃厂，去杨梅竹斜街，去大栅栏，去陕西巷……当时并不知道，铁树斜街和樱桃斜街形成的夹角处是五道庙，只是见过一座破败的小庙，但从没进去过。

　　就这样，每天在虎坊桥、琉璃厂、大栅栏、宣武门南、菜市口这些胡同间晃荡，没有目的，只是单纯喜欢胡同里那种市井气，以及旧时光留下的蛛丝马迹，看看有什么故居、会馆、旧址、书店、寺庙以及大杂院。可惜那时候没有相机，手机也不够智能，没有留下任何影像资料，现在回想起来挺遗憾的。

　　短短20多年过去，这一大片胡同已沧海桑田，虎坊桥和菜市口之间路南这片胡同，也就是民国时期会馆最集中的区域，拆除殆尽，代之为全新的社区和写字楼，仅留下虎坊桥西南角的湖广会馆，红门灰墙，形单影只。宣武门和菜市口之间路东，成片的商圈、楼盘和机关大楼，也在一点点往东吞噬着胡同，已经触抵琉璃厂西街西口。

　　多年后，读了一些民国历史、报业史、书业史、会馆史以及梨园往事后，才恍然自己当年时常流窜的胡同在中国近代史上的独特地位和非凡意义。可惜，彼时报社已搬离，而我则搬到没有胡同可钻的海淀。

　　我比较关心琉璃厂书业史，看了很多相关著作，尤其琉璃厂通学斋主人孙殿起的《琉璃厂小志》《贩书偶记》更是常读常习；还有周肇祥的《琉璃厂杂记》、王冶秋的《琉璃厂史话》、韦力的《四库全书寻踪记》等等，杨早的《城史记》中，也有一篇文章谈《四库全书》编纂对于琉璃厂繁荣的影响。

　　无疑，乾隆年间编纂《四库全书》是琉璃厂成为北京文化中心的主因。这项国家工程除了诏令各地官府征集图书和鼓动藏书家捐书，四库馆主要从琉璃厂采购底本，以至于四库馆臣“每日清晨诸臣入院，设大厨供茶饭。午后归寓，各以所校阅某书应考某典，详列书目，至琉璃厂书肆访之。是时江浙书贾，奔辏辇下”。全国书商涌入琉璃厂，都希望能借机分得一杯羹。很多四库馆臣干脆把家安在琉璃厂一带，《四库全书》总纂纪昀就住在虎坊桥，纪晓岚故居“阅微草堂”今在虎坊桥路口东；副总纂王际华和陈兆仑也曾寓居大外廊营胡同，就在铁树胡同中段往东。

　　琉璃厂不仅造就书业的繁荣，也带动戏园、妓院、文玩等文化、娱乐消费的繁荣，加之宣南区域当时有500多座会馆，来京的士人、文人均汇聚于此，构成了“宣南士子文化”生态。也因此，在清末民初报业崛起之时，琉璃厂区域也成为报人们的首选，报业的中心，高峰时达100多家报馆（编辑报纸的场所），数十家报房（印刷报纸的厂房）。

　　我们可以想象一下清末民初琉璃厂、宣南一带的生活百态，不免让人心神荡漾：熙熙攘攘的胡同，一家挨一家的书店、会馆、戏院、妓院……文人、学者、账房、伙计、车夫、脚夫、民夫、卦夫、妓女、老鸨、银行家、老外……叫卖声、叫骂声、吵闹声、拉客声，还有骡子声、鸽子声、蛐蛐声……此起彼伏，好生热闹。

　　杨早的《五道庙与沙滩》关注这番市井面貌下的北京舆论生态，描绘1904年至1918年间北京报业兴衰和启蒙运动，进而探究一个很重大的问题：为什么新文化运动在北京“登场”，而不是更加“现代化”的上海？

　　这就涉及清末民初北京与上海不同的舆论环境和启蒙行动。从理论上说，上海发达的舆论环境，启蒙行动应该可以快捷而广泛地进入中下层社会，但结果恰恰相反，清末下层社会启蒙最成功的例子出现在北京，以《京话日报》为代表。

　　南方的启蒙者虽然声称旨在启蒙广大民众，实际运作中却基本将下层社会悬置，都是自上而下的传播模式。不管是康有为、梁启超的《万国公报》，还是以启蒙为己任的《中国白话报》《宁波白话报》等，甚至南方知识分子入京办的报纸，如《亚细亚报》《公言报》《晨报》《京报》等，乃至包括舆论阵地北移至沙滩后的《新青年》《每周评论》《新潮》等，都是对上层社会、文化精英的启蒙和影响。

　　《京话日报》由启蒙知识分子彭翼仲创办于1904年8月16日，1906年9月28日被迫停刊，共753期，每期四版，第二年改为六版。它不仅仅是一张白话报纸，同时调动贴报处、阅报社、演讲所和改良剧等各类启蒙手段，成为狂飙突进的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启蒙手段，构筑了一套启蒙体系。一时间，《京话日报》“流布北方各省，大为风气先导。东及奉、黑，西及陕、甘，凡言维新爱国者莫不响应传播，而都下商家百姓于《京话日报》则尤人手一纸，家有其书，虽妇孺无不知有彭先生”，成为北京第一家发行过万份的报纸。

　　从庚子事变，到五四运动前夕，北京舆论环境经历了三次重大的转变：第一次是彭翼仲、杭辛斋为首的启蒙知识分子创办《启蒙画报》《京话日报》《中华报》，并结合阅报所、讲报处、改良戏曲等一系列启蒙手段，初步形成以下层社会启蒙为特色的北京舆论环境。

　　第二次是由清入民之际，大批新式知识分子北上入京，随之涌现大量新生的舆论机构，这一变动意味着北京热衷于下层启蒙的舆论传统被精英议政的舆论形式取代，清末启蒙运动致力的上下层沟通重新被弃置，北京回到阶层界限分明的生活状态，舆论界的拟想读者也从普通民众上调至工商业者和学生群体。

　　第三次是新文化兴起初期，北京舆论界在支持和反对这一运动的论争中分裂与重组，大致形成道德与文化方面持保守态度的旧派舆论与支持、提倡新文化新思潮的新派舆论两大阵营，但即使同一阵营中，具体报刊的政治立场与文化立场仍然可能存在不同的取向。

　　清末民初的中国社会价值体系，还是政治与文化一体化的结构。论及现代性、市民社会、公共领域，还是首先想到上海，但在传统中国的价值体系中，北京仍是当仁不让的中心。在士绅社会分崩离析、中央无力控制地方的情形下，当时政府基本已将中下层社会意识形态的构建权力，让渡给民间的启蒙力量，中央主要维护上层文化的话语权。而新文化运动其目的也不是为了启蒙中下层，而是以“推广白话文”、改造通俗文化来替代上层文化，本质上是从思想、文化层面向政治、舆论层面转移，从而成为与传统上层文化抗衡的文化势力。

　　比较京沪两地的舆论环境，上海的开放度高，包容性强，但上海的主流报纸如《申报》《新闻报》《时报》主要为工商业界服务，对思想文化的推进兴趣不大；新文化同人在上海办刊发言，只能实现新式知识分子的内部交流和交互影响，却无法与传统上层文化直接对话，也很难赢得公众的关注，制造全国性的影响。

　　虽然新文化的策源地在上海，但它的发展壮大却是在北京完成的。以《京话日报》《群强报》等为代表的多年自下而上的白话启蒙，唤醒和激励了庚款巨变后人们焦躁难安又朦胧难言的国族意识。还有像北京大学这样的学府、有《新青年》《每周评论》《新潮》等在精英和学生群体的催生，于是新文化运动在北京的“登场”成为必然。

　　某天，我和杨早约在五道庙集合。我们沿着樱桃斜街东北行，路过宣南书店，走进曾经红火繁盛的梨园公会，和铁树斜街交叉后折回，看到创立于1907年的京城第一家女浴所——润身女浴所，如今是一家快捷酒店。回到五道庙往西穿过前孙公园胡同，在铁鸟胡同停下来看看胡同牌，没能看到关于报房的说明。乾隆年间，聚兴报房设立于此，每日派人到内阁抄录谕旨、奏折，印刷成《京报》沿街售卖。从手抄到雕版印刷，聚兴报房见证了近代报刊转型。

　　民国时期，宣南一带报馆林立，铁鸟胡同渐渐形成为“报房一条街”，除最大的聚兴外，还有聚升、公兴、洪兴等十余家报房。当时大多数报纸，从铁鸟胡同报房印刷出炉，送到隔壁胡同南柳巷的永兴庵，这里是报业交易中心，每天清晨聚集数百报贩，吆喝声震天。

　　100多年过去了，这片胡同群已难觅报馆旧址，整个琉璃厂、宣南一带，似乎只有魏染胡同30号的“京报馆”旧址，可为民国报业繁荣的见证，邵飘萍和他的《京报》，是中国近代报业史上的旗手和标杆。而另一位民国重要报人，《社会日报》《公言报》创始人林白水，他的故居原址在棉花头条1号，在城市拆建中向北平移了270米重建，现址为棉花巷2号。旧址内“椿树书苑”展示着一张宣南民国报业地图，上面密密麻麻的报业旧址，像电路板上的焊点，凝固在每一条消失的、没消失的胡同上。（绿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