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柯昌礼

　　“现代人丢弃神话是他们失去灵魂的主因。”最初吸引我关注并开始阅读叶舒宪的神话学系列著作，是他在《中华文明探源的神话学研究》一书中的这句断言。在其新作《龙的元宇宙：古代中国的科幻基因》中，叶舒宪对此论断进一步阐发道：“当今的知识分子，其从小到大所受的教育，当然是西学东渐以来科学主义主宰的内容……尽管教材里有《夸父逐日》《梦游天姥吟留别》这样的作品，可无论老师还是学生，都不习惯用‘虚拟’来比对‘梦游’，也不习惯从‘虚拟现实’这样的视角去看待和理解神话传说对人类社会生活的再编码现象。”

　　在《龙的元宇宙》一书中，叶舒宪试图通过大量地下出土实物图像及逻辑缜密的文字论证，证明中国人自古以来即有“科幻”基因。尤其是幻想上天入地、与神灵沟通，在叶舒宪看来，是刻在中国人骨子里的基因。当然，《龙的元宇宙》一书的写作目的，不止于证明，更在于“启迪读者体验文物中蕴含的幻想成分，并不断体验、逐渐学会沉浸于华夏先民的幻想世界，为未来的科幻创作挖掘取之不尽的本土资源”。

　　全书以中华文明的标志性符号“龙”作为切入点，深入挖掘其背后蕴含的丰富内涵，“从文化基因视角切入来划分龙起源研究的上下五千年时段，强调玉龙一体理论创新，重点揭示玉文化催生龙文化的真相和过程。”全书以玉龙一体作为神话叙事的逻辑主轴，突破了传统研究思路，为理解龙文化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全新的方向。纵览全书，其语言风格更像是一本神话解读，或者说是一本文物导览，带有十分鲜明的引导与启发意味。

　　在叶舒宪看来，中国先民崇玉在先，拜龙在后。龙作为虚拟现实生物，最初由玉雕的艺术形象呈现于世。5000年前的社会在首领人物墓葬中安排玉龙，是为带领亡魂升天之旅的匠心设计——这也是此书的结论。在《结语》章中，叶舒宪总结道：“本章之前的所有内容，侧重于求证上五千年神龙发生史的主线脉络……龙与凤，其主要功能是充当上古时期先民们虚拟的宇宙飞船。”

　　为了论证这一观点，全书以“府（斧）上有龙”开篇，围绕玉龙一体、玉衣神话、端午祭、玉生龙、玉生凤等内容展开论述。其核心是证明，玉为古人通达天神与祖神的现实载体，而各种虚拟形象，如龙、蛇、马、熊等，皆附着于玉之上。如在“玉生龙”一章中，叶舒宪从“玉帛”“珠玉”连称的古汉语表达习惯及“探骊得珠”等成语中透露出的文化信息推断，有现实的宝物珠玉为基础，古人才构想出虚拟的龙这种神话生物。在此基础上，叶舒宪指出，要理解玉和龙为超自然的交通工具，首先需要积累一些古代文献方面的知识，再在此基础上，多去博物馆考察史前和上古文物标本，循着神话仿生学思路去理解和体会，一些令今人困惑的文化谜团便可迎刃而解。

　　这种思路，正是叶舒宪教授长期提倡的“四重证据法”的生动体现。所谓“四重证据法”，即传世文献、出土文献及其文字、民族志和口传文化、出土实物及图像。“四重证据法”为叶舒宪于2005年正式提出，历经20载发展与丰富，目前已被学界同仁广泛认可，并逐渐被普通读者大众所理解接受。四重证据法的提出，是叶舒宪“在跨越学科、回归学问本体的尝试和努力，试图建构‘读（读书）——行（田野）——观（观察）——思（思考）——比（比较）——释（解释）’的问学模式”（语出人类学家彭兆荣教授）。四重证据法中的第三重，民族志和口传文化，即人类学研究范畴中的田野调查，通俗地说，有民俗、民歌、民间传说等活态文化。以“活态文化的第三重证据激活文献记录的古代不解之谜，是文学人类学研究范式的特色所在。”如《龙的元宇宙》中对“端午祭”的神话学阐释，即以温州瓯海龙舟竞渡这一民俗活动中包含的“祭神送鬼”、驱瘟禳灾意义，证明端午龙舟行为与现象的实质为超度游魂，而与纪念某些圣贤前人无关。

　　由此书我联想到，按照传统农历纪年，2025年为乙巳蛇年。蛇年说蛇，按照叶舒宪在《龙的元宇宙》一书中的观点，蛇为龙这一虚拟神圣之物的现实参照物，所谓“龙蛇不辨”，一旦用神话想象的眼光去看中国人的蛇图腾崇拜，比如将蛇纳入十二生肖，即可豁然开朗：原来，如同龙马、天马一样，蛇也是先民寄托灵魂飞升的重要载体。

　　如叶舒宪在其另一部作品《世界神话二十五讲》（北京大学出版社2024年出版）中所言：“要认真理解中国文化，就得走出书斋，去到乡野，多学多看多体验。”一旦循着“读行观思比释”问学思路，带着神话虚拟与大胆想象的目光，去重新审视传统文化与民俗、历史与文物，我们将会获得全新的认知体验。“回到乡民百姓们的精神世界中，才能够真正读懂七夕原来不是男女相会的节日，而是祈神拜神（女神）的节日”。当我们徜徉在各类博物馆、文物展之间，当我们沉浸于春节等传统节日的鲜活氛围之中时，我们不妨大胆地展开想象，试着去体验华夏先民的幻想世界，相信一定会对中国人那一份独有的浪漫有更深的体会。（柯昌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