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胡　祥

　　《长安的荔枝》从各方面来看，都是有“爆款”之相。既有马伯庸口碑出众的原著，还有雷佳音与岳云鹏这样的强大阵容。但是作品从开播前被寄予厚望到当下热度每况愈下，出乎不少人的意料。《长安的荔枝》的尴尬之处在于两头不讨好，一方面，是原著党觉得过于“魔改”，硬生生加入了郑平安这条线索，极大削弱了李善德这条原著中的叙事主线；另一方面，是非原著党认为作品节奏缓慢，叙事拖沓，直言“看不下去”。从表象看，是“魔改”加注水导致的焦点模糊；从内里看，则是商业主义导致的精神虚化。

　　问题一：强行嫁接既无形也无味

　　改编本是件不讨好的事，如果这部作品还是受众众多的大IP，那更是吃力不讨好的事。太尊重原著，奉原著为圭臬，则难免束手束脚，而太过脱离原著，则会引起粉丝不满。IP改编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往往二流小说能改变成一流的电影，如好莱坞的《教父》，中国悬疑网剧《隐秘的角落》等。而对经典文学作品的改编，则往往充满争议，如《红楼梦》《三国演义》的各种电影版和剧版就争议不断。从我国小说影视改编特点来看，往往是增删次要人物，像《长安的荔枝》将一部大男主戏改编为双男主戏，则极为少见，这一招“先手棋”风险极大。

　　从目前播出效果来看，《长安的荔枝》改编的最大问题，不是大众所说的“注水”，而是一种生硬的嫁接，就像两颗不同的果树，一般粗壮，一边开着红花，一边结着绿果，主创为了既有美观又有果实，将这两株品种嫁接在一起，这样不仅形貌怪陋，风味也不佳。

　　原著小说只有一条主要叙事线索——那就是李善德如何将荔枝从5000里以外的岭南运到长安，是一件期限明确的“不可为而为之”的苦差事，整部作品充斥一种生命最后倒计时的压迫感和悬疑感。从某种程度上来讲，是一个小人物如何从皇帝李隆基一道死亡敕令中逃出生天的故事，加上作品中刻意的电影化叙事，就像是一部唐朝版的《肖申克的救赎》；而电视剧改编中添加了郑平安的线索，他的性格、地位、追求与李善德完全不同，据主创接受采访时所言，是为了凸显一静一动，一悲一喜，增强戏剧张力。

　　郑平安是我们以往少有了解的陪酒侍郎，他因为父亲“不堪”（实因正直不阿）过往被逐出荥阳郑氏家族，从一个锦衣玉食的大少爷成为装疯卖傻的酒场小丑，心理落差巨大。为了回归郑氏家族，恢复往日荣耀，卖身左相阵营卷入政治斗争漩涡，最终成为扳倒右相杨国忠的先锋军。增加郑平安冒充马归云远赴岭南与刺史何有光之间交换兵鱼符和效忠信，整个过程充斥着科恩兄弟式的黑色幽默，也像《让子弹飞》中的姜文冒充县长马邦德上任鹅城，虽然现在看手法不新鲜，但是戏剧感相比于李善德整天一脸“秋菊”式的愁苦多了不少。

　　看看，这条人物线多么完整，甚至有些喧宾夺主，实际上完全可以另起炉灶单独拍一部郑平安的《荥阳伯爵复仇记》，可是编导偏偏把这两部各自完整的线索嫁接到一起，这样，叙事主线开枝散叶，从原著中主要聚焦李善德如何专心搞事业做实验，变成了现在既有朝堂斗争还有李善德与郑平安的这对姑舅老表的亲情叙事，既有胡商内部苏谅与阿弥塔之间的斗争，还有阿弥塔与何有光这对义父女之间的相爱相杀，更有郑平安与蓝玉暧昧的情感线……我们想要看李善德如何在1700多年前如何突破人类工程学、运输学极限，将荔枝运到长安的传奇故事，但现在只能在这众多繁杂的支线中时隐时现，一切反复如岭南的多变的天气云山雾罩，缺少一个能一直带着我们视线的主要人物。

　　作为一部双男主角戏，最重要的是结构好两位主要角色之间的动作、精神关联，而不是刻意将他们缠绕在一起，各干各的，缺少情节与精神上的互动。比如电影《杯酒人生》中的两位男性角色，虽一喜一悲，一内敛一奔放，性格相差十万八千里，但却能给对方精神上的刺激、鼓动，搅动被压抑的生命的激情。在原著中，李善德在岭南做运输实验，全仰仗苏谅的大力帮助，这样的叙事精干、稳当，而在电视剧中，直到播到了中间部分，李善德才开始认真“搞事业”，剧中拍的也确实不错，生动还原了“excel”表的工期图，还有结合当下流行的大数据“算法”，可是这些与郑平安并不太相关，或者说相关的比较勉强。郑平安为了为父亲沉冤昭雪的叙事线索始终在牵扯观众的目光，极大了冲击了李善德的运输实验。

　　实际上，马伯庸在写作这本书着力最多的就是四条运输线路的考古与推测，在书中做了详尽的描述，虽是虚构但堪称精华，在当下社会更加注重技术主义的大背景下，如果把这一部分拍好拍足，还怕不能吸引观众吗？主创们的努力方向似乎出现了偏差。

　　问题二：商业化下的“士人”精神消散

　　《长安的荔枝》原著有两点最能引起读者的共鸣，第一点是非常显性的：作为“牛马”小人物的悲欢。李善德乃算科出生，精通计算和工程营造，是一个典型的木讷理工男，但是在唐朝从上到下重视诗歌的时代氛围下，算科是边缘化的背景，无法站在时代舞台中央。所以李善德只能“苟在”上林署，负责皇家植物养植。是长安公务机关序列中最下游最没有地位的单位，而他又是单位里最边缘的中年人。但皇帝烫手山芋般的“敕令”下来，他成为绝佳的“背锅侠”，而此时的他才刚刚贷款在长安买房成为“房奴”。从他视角能看到当下职场社畜所面临的几乎所有的困境，看到了让人窒息的从上到下的形式主义，只不过在小说中，他拥有“金手指”，最后成功逆袭，仿佛李白诗句那般“事了拂衣去，深藏功与名”。这是原著中最为大众的情感投射，也是最吸引读者的地方。

　　但是原著中，实际上还有另一个隐性的闪光点——那就是“士人”精神，从文化意义的角度来看，这种精神是远远超于第一个闪光点的。我认为超这部作品出了马伯庸的其他作品，就在于他用了一个现代的虚构的视角，却能清晰地看到盛唐由盛转衰的线索，仿佛是冰面开裂前的一条的裂缝，它看似龟裂，毫无规律，可是最后却有一条必然的归宿路线。如果说原著的前半部是通过社畜的视角，对职场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进行辛辣地讽刺，后半部却上升到了从一个读书人的视角去俯瞰一个国家的命运，通过李善德这条运送荔枝的路线，能看到沿途老百姓在国家强行的任性的意志下，遭受的巨大的摧残与破坏，可谓触目惊心。

　　有人说，唐诗使中国诗化了，中国又使唐诗具像化了。我们在这里看到了杜甫的《石壕吏》中“老翁逾墙走，老妇出门看”的心酸，看到了李白的“夜发清溪向三峡，思君不见下渝州”的时空流转，看到了张九龄“无心与物竞，鹰隼莫相猜”的坦荡心胸，看到了王朝更迭规律中普通人的跌宕命运。在原著的后半段，李善德因为要完成运输荔枝的任务，不仅得罪了苏谅，还伤了一直帮自己的峒女阿僮的心，他疲惫地奔波在马背上，看着普通人的流离失所，骤然从内心升起了一种悲悯的心境，当他回到长安，面对杨国忠、高力士等权贵的相互倾轧而罔顾大众死活时，彻底看清了王朝腐化堕落的程度，也完成了自己的精神顿悟与人性觉醒，他正是在与普通人的交往中看到了生活与人生真正的意义，激起了他“为天下人”的士人精神。他要保护阿僮的荔枝园，他要为驿站周边不堪重负的百姓呼喊。

　　但是我们在剧集中看到了这种精神了吗？或许有，但是很少。最让我诧异的是，导演把大量笔墨花在了展现何有光的斗鸡爱好上，甚至花费了大量的特效镜头和武打又像舞蹈动作的斗鸡拟人化影像，看呐——一白一红的两个衣袂飘飘的“英勇”战士，动作像舞蹈般华丽，有人说这段拍的非常有想象力，但是我想问的是——它的意义在哪呢？它对于叙事主线有何支柱意义？有这时间能否拍些更为具体的人和事？除了能充斥一些时间，我实在看不到它的叙事意义在哪。

　　从近几年电视剧行业发展来看，商业化最主要的表征之一就是剧集注水。虽然从上到下一直在整治这一问题，但它是一反复顽疾，始终难以去根，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背后的商业利益考量。剧集多，卖个平台回收成本就更多，同时还能吸引更多广告。原著区区7万字，两三个小时即可看完，李善德将长安到岭南的5000里的路程来回走了三遍。按照一般的改编规律，最合理的是控制在10-12集之间，这也符合当下的剧集短篇化、精品化的趋势。但是剧集中，因为加入了郑平安的戏份，将7万字扩充到了35集，实际上将原有的篇幅正好拉长了3倍，实际上在叙事空间不变的情况下，加大了叙事的密度，就必然导致叙事的主线被冲淡，观众在两条叙事线索中来回切换，实际上哪条线索推进得都不快，违背了艺术创作规律。一个万众期待的大IP改编效果不佳，实为可惜。

　　行文至此，正好看到了大鹏的电影版《长安的荔枝》的预告片，貌似较为符合原著的叙事脉络，更为凝练，同时又有一种《年会不能停》的黑色幽默，在剧版相对失利的情况下，让我对电影版更加期待，希望这次不会让我们又被“黑色幽默”一把。

　　（作者系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发展研究中心副研究员）